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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辭賦：文類研究與理論

為了解決越南皇帝 評價的問題，作者蘇瑞隆 這樣論述：

　　自古以來，辭賦出盛世。辭賦所描繪的多為盛世的氣象，也寫個人的心態，寫個人的不得志，或哀歎祖國被欺淩。賦宜頌，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四大文體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地位。2012年11月16-18日，在新加坡召開首届「國際辭賦學研究會學術論壇」，以辭賦理論、語言修辭與文類研究為主題，參會學者來自新加坡、美國、中國、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地，會後正式成立「國際辭賦研究會」。本書收錄了該次學術論壇上的報告及論文，凡十九篇。

越南皇帝 評價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現象級作品中的政治主旋律:以《人民的名義》為例

為了解決越南皇帝 評價的問題，作者林育菁 這樣論述：

毛澤東於1942年延安楊家嶺演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表示文藝作品必須替政治服務。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2012年11月15日上任後，反腐敗成為中國社會關注的焦點。《人民的名義》為反貪腐題材電視劇，貪腐範圍更上至副國級幹部，正巧反映中共政治生態，以及其反腐敗工作。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文本分析法及戲劇五因分析法，分析《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究竟傳遞何種訊息的政治主旋律與拍攝該部電視劇的實質意義？編劇與總導演想透過此電視劇，使閱聽人有所共鳴？以及中共何以審批同意於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前夕播出該劇？研究過程瞭解到，201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副主任范子文認為中央的反腐工作開展

得如火如荼，反腐工作必須要有影視作品關照現實呈現，為《人民的名義》影視播出的幕後推手之一。另外該劇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影視中心主任李學政、編劇周梅森、總導演李路以及湖南衛視的支持，才得以於2017年3月28日看到《人民的名義》於湖南衛視的首播。《人民的名義》審批時間大約3個月將近4個月，於2017年2月9日拿到許可證，旋即於2017年3月「兩會之後」，十九大前夕播出。《人民的名義》演出中共派系政治的腐敗生態、黨國體制下的中共編制與雙重領導、劇中正反角色均有原型人物、內地官員腐敗後避走香港等情節。研究結論發現，該劇積極傳遞「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一切權力為了人民、一切權力服務人民

」的核心內涵。編劇在展現腐敗細節時，抓住每個人物的矛盾，予以刻劃，以及將腐敗情節具象化，均能促使閱聽人產生共鳴，成功傳遞政府在十八大後懲治政治腐敗的主旋律。

中國歷史文化新論

為了解決越南皇帝 評價的問題，作者陳俊強 這樣論述：

　　本書收錄了二十五篇文章，分為法制、文獻、政治、社會、人物思想等領域。名為新論，乃指新課題、新材料、新視野。文章題旨新穎，饒富新義，具開創之功。史料涵括新出土材料，亦包含學界忽略的舊文獻。既有域外的石刻，也有漢文以外的典籍。全書強調比較的視野，包含了方法視野、地域視野、時間視野。不論是從新視角審視舊課題，抑或是將舊材料提出新檢討，本書呈現盎然新意，讓人耳目一新。 本書特色 　　20多位學者共同創作， 　　新課題、新材料、新視野， 　　題旨新穎，具開創之功。 　　強調比較的視野：方法、地域、時間，從新視角審視舊課題，將舊材料提出新檢討。   作者簡介   陳俊強   　

　★1963年生於香港 　　★學歷：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 　　★現職：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人文學院院長、（台灣）中國唐代學會理事長、（台灣）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 　　★經歷：臺北大學歷史學系主任、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校級中心）主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委員、《法制史研究》執行編輯、中國法制史學會秘書長 　　★研究主題：皇帝恩赦制度、漢唐刑罰的變遷、唐律研究。 　　★主要著作：《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面》、《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中國文化史》（合著）、《中國近現代史──大國崛起的

新詮釋》（合著）、《魏晉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討》、〈北朝流刑的研究〉、〈唐代的流刑──法律虛與實的一個考察〉、〈漢唐正史〈刑法志〉的形成與變遷〉、〈唐代前期的死刑覆奏〉、〈漢唐之間的「乞鞫」〉、〈關於唐代法律中的時間問題〉、〈唐代死刑發展的幾個轉折〉等論著數十篇。   序言／陳俊強 法制篇   從比較法學觀點分析《唐律疏議》／陳惠馨 法學與史學之間─法史學的存在價值與研究方法／黃源盛 佛教影響中國傳統法律論綱／周東平 唐代環境管理法律探析／陳俊強 從唐代「擬判」論法律教育─以《文苑英華》為主／劉馨珺 文獻篇 唐令復原方法に関する一考察―唐獄官令第22条を中心として― ／岡

野誠 P.4745《永徽吏部式》小考／辻正博 《唐會要》清人補撰綜考／劉安志 唐宋牓子的類型及其功能─從敦煌文書P.3449+P.3864《刺史書儀》說起／雷聞 唐代律令關係再探究─以《唐律疏議》所引唐令為中心／趙晶 政治篇 唐朝皇帝巡幸之儀衛─以大駕鹵簿為中心／羅彤華 漢史籍中的吐蕃官稱二、三則／林冠群 象徵重建傳統宇宙秩序觀的探討─以台灣當代家將團的八卦陣為例／賴亮郡 製作女皇帝：武則天巡幸與祀典改革／古怡青 社會篇 唐代代北胡族家族的婚宦與門風─獨孤氏、竇氏及長孫氏再探／宋德熹 從北宋的夫妻關係一瞥唐宋之變革／劉燕儷 唐宋傳記書寫初探／翁育瑄 日本古碑所見律令制初期的家族關係─以山上

‧金井澤碑為例兼論與唐制關係／嚴茹蕙 人物思想篇 朱子學的核心價值及其21世紀新意義／黃俊傑 貞觀君臣法律思想與法制建設試析／桂齊遜 陸贄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陳登武 論曹操「唯才是舉」及用人評價／朱祖德 宋人對西漢名法官張釋之的評價／李如鈞 問學篇 教誨、指導與鞭策─回顧我與高明士教授的交往／拜根興 師門雜憶／陳俊強 附錄 高明士教授訪談錄─「朝貢」不是「貿易」，「天下」不是「國際」／《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記者饒佳榮 採訪    序言 陳俊強 　　這本論文集共收錄了二十五篇論著，傳遞了二十五份祝福，慶賀我們敬愛的高明士老師八秩嵩壽。 　　高明士老師，一九四○年生於臺中清水，一

九六八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一九七三年遠赴日本東京大學深造，一九八三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歷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主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韓國漢城大學國史學科研究教授。二○○四年自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退休，轉任該系名譽教授。高師數十年來潛心學術，著作等身，論文共一百數十篇，專書十餘種，犖犖大者，有《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1982、1996）、《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1984）、《隋唐貢舉制度》（1999）、《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2003）、《中國教育史》（2004）、《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2005）、《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20

06）、《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2007）、《律令法與天下法》（2012）、《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2014）。此外，高師主編學術論著亦有二十餘種，主要有《中國史研究指南》（1989）、《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1999）、《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2003）、《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為中心》（2003）、《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研究》（2005）、《中國法制史叢書》（2005-2012）、《唐律與國家秩序》（2013）、《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2014）、《天聖令譯註》（2017）等。 　　高師學問博大精深，研究領域寬廣，約而言之，大略以教育與法制為主，旁及政治

、社會、思想、文獻。論著不乏細緻考證之作，但卻是小處著手，大處著眼，從東亞視野宏觀統攝，故能小中見大，氣度恢宏。為何重視教育與法制兩大領域？高師以為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基本要素在於禮、律，其具體呈現方式，若就學術領域而言，則為教育與法制。禮與律（或曰法），實乃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二者互為表裡，是控制政治社會秩序的基本原理。高師談禮，強調禮之儀、禮之制、禮之義。高師談法，直陳隋唐時期確立禮主刑輔、納禮入律令、違禮令則入律的立法原則，進而完成政治的法制化，以及法典的儒家化，並提出「情理平恕」是傳統法文化的核心價值，「天下平」作為至高理想境界，影響至明

清法制發展，亦為東亞諸國奉為圭臬。 　　學界治教育史者多半為教育學者，高師為史學界少數治教育史且聞名遐邇的大家。中國傳統教育最主要的特質為何？高師認為是「儒學教育」、「養士教育」、「成聖教育」三者。官學是落實王朝教育理念之場域，從漢至唐教育最重要的發展，當為確立以孔子、顏淵為先聖、先師之地位、建立「廟學制」、教育獨立於太常寺之外等三事，均反映道統的具體化。其中尤以唐太宗詔令全國官學建置孔廟，確立「廟學制」一事最為重要，標誌教育園地由祭祀空間與教學空間兩者構成，以達天人合一之境，成為傳統「東亞教育圈」最具特色的指標。 　　古代中國與四鄰的關係，稱為「天下秩序」，其原則原理迥異於今天所謂「國際

關係」。國際關係強調尊重彼此主權獨立，國與國之間宣稱平等對待。然而，中國傳統「天下秩序」運作的原則，高師指出就是「禮」，或逕稱為「天下法」。儒家的禮講究身分等級、差異，並不強調平等。因此，「天下秩序」秉持「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的原則，中國天子與萬邦君長永遠是君臣關係，是不對等的。然而，中國天子在與萬邦君長的結合原理中，緣飾以倫理宗法精神，所以中國天子不單是君，也是父；萬邦君長則是臣，也是子。君父／臣子乃是「天下秩序」運作最基本的圖式。 　　中國皇帝對於天下萬邦的要求簡單而言就是「朝貢」，而只有跟中國最親近的國家才受到「冊封」。中國對外臣君長冊封爵位，外臣君長的義務則是朝貢與從征。在統治原理方

面，中國天子對內臣採取「個別人身支配」，對外臣則是「君長人身支配」。王者臨天下非以霸道，而是講求德化，德化包含王化及教化兩個層次，其目的是使各遂其性，各安其土。此外，既講倫理宗法，自然會分別親疏，四裔中最親近的地區是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換句話說，這也是最有效實現「天下秩序」的地區。「天下秩序」是同心圓模式，而朝、日、越無異就是同心圓當中「外臣」部分的最內層。 　　東亞諸國千百年來關係千絲萬縷，晩清光緒初年於吉林省集安縣發現的「好太王碑」（或曰廣開土王碑），乃研究第四、五世紀朝鮮古代史、日本古代史以及同時代東亞諸國關係的重要史料，向為中、日、韓學者重視。高師在一九九八年赴臺北中央研究院

傅斯年圖書館調查館藏「好太王碑」拓本，發現其中著錄僅餘第三面拓本的「傅館乙本」，其失落的第一、二、四等三面拓本其實皆存於傅館，這是學界過去都不清楚的地方。而「傅館乙本」當屬「好太王碑」眾多拓本中較早期的原石拓本，史料價值極高。此外，傅館後來發現的另兩個拓本，高師以為是屬於使用石灰填補技術以後的拓本。 　　歷史上東亞諸國雖有紛爭衝突，但早在公元七、八世紀的隋唐時代，東亞地區就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在內的歷史世界，這個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世界，可稱作「東亞世界」。高師繼承東京大學西嶋定生學說，指出「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化圈」的形成為基礎，但在西嶋氏的文化圈成立四大共通要

素——漢字、儒教、佛教、律令之外，補充「科技」一項，即具備濃厚陰陽五行色彩的天文學、曆學、陰陽學、算學、醫學等科學與技術，由官方特設機構傳授。此外，高師以為東亞文化圈能夠綿延千百年而不墜的根本力量，就是各國共通的公私教育事業。「儒學教育」、「養士教育」、「成聖教育」等特質固然為東亞地區吸收，但其前提必須先從認識漢字入手，所以東亞地區教育的特點，當再加上「漢字教育」一項。這些共通因素的存在，以及「廟學制」的建構，實為「東亞教育圈」的基本內涵，其形成時間與「中國文化圈」相當，是在七、八世紀的隋唐時代。 　　二○二○年，欣逢高師八秩華誕，弟子們都想隆重慶賀一番。但高師為人客氣，總是不想叼擾大家，而

且老師是一個標準的學術人，大排筵席或名貴禮品等均非所好，以文賀壽乃最合宜的方式。因此，眾弟子門生就在二○一九年年初開始籌備這本論文集，由宋德熹、羅彤華、賴亮郡、陳俊强、桂齊遜、陳登武、劉馨珺擔任籌備委員，邀請老師的故舊、弟子、門生、後進等共襄盛舉。各人提交文章長短不一、主題各異，但都是表達對老師的敬意和祝福。歸納起來，論文集大致可分為法制、文獻、政治、社會、人物思想等領域，與高師之研究範疇多所契合。另外，再加上兩篇問學的文章：拜根興〈教誨、指導與鞭策——回顧我與高明士教授的交往〉、陳俊强〈師門雜憶〉，縷述受教於高師的點滴。附錄則是兩年前高師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讀者可以略窺高師研究之一隅。 　

　本論文集名為《中國歷史文化新論》，所謂新論，要而言之，乃指新課題、新材料、新視野等三者。 　　學界討論中國法制，多從儒家化角度出發，周東平〈佛教影響中國傳統法律論綱〉一文別走蹊徑，梳理佛教信仰與法律的關係，指出不論中國傳統法律的表現形式（如義疏體、問答體、法律語言），還是法律實質（如罪的觀念、刑罰的輕緩）都深受佛教的影響，其影響是多元面貌、多層次性，但亦是有限的。唐代士子為應吏部試需要練習書判，從而留下大量判文，但鮮少法制史學者深入研究。劉馨珺〈從唐代「擬判」論法律教育〉探究擬判所見的法律邏輯以及唐代士人與官僚的法律教育，可謂別開生面。皇帝離開宮廷御所，無論到何處，都有車馬、儀衛，但以儀衛

為主題的研究非常少。羅彤華〈唐朝皇帝巡幸之儀衛―以大駕鹵簿為中心〉，乃從大駕鹵簿的儀衛部署方式，瞭解皇帝出行的陣仗與安全、供養問題。吐蕃為唐朝重大邊患，但吐蕃史一直是隋唐史研究中的冷僻領域。林冠群為吐蕃史研究翹楚，〈漢史籍中的吐蕃官稱二、三則〉一文發現唐朝對於經常接觸的吐蕃官員，甚至連其最起碼的銜稱都無法辨識清楚，遑論更深層的文化與思維，也就難怪唐朝深受其擾。 　　臺灣民俗信仰中的「家將團」，其臉譜、陣法、「手路」皆為不傳之秘，陣法的圖譜留傳下來或公開的很少，研究上有其難度。賴亮郡〈象徵重建傳統宇宙秩序觀的探討―以台灣當代家將團的八卦陣為例〉可謂少數考察八卦陣，並敘明其陣法在重建傳統宇宙秩序

的內在邏輯文章。二十一世紀，氣候變遷、環境保護已成全球性議題，陳俊強〈唐代環境管理法律探析〉考察《唐律疏議》中保護環境資源與應對環境變遷的法律，藉此喚醒人們反省自身生活意涵及其價值，可謂臺灣唐史學界少見的議題。全球化的同時亦掀起反全球化的抗爭，黃俊傑〈朱子學的核心價值及其21世紀新意義〉，論證朱子學中「理一分殊」、「仁」與「公共」等三項核心價值，在本世紀「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潮流激盪的新時代中之新意義。不論朱子學研究抑或全球化議題，都饒富新義，具開創之功。 　　史學研究的推進端看史料的運用與考察的視角，本論文集在史料使用上有值得一談之處。誠如前述，唐代留下大量書判，《文苑英華》收錄超過一千

則，但史學界鮮少利用。劉馨珺〈從唐代「擬判」論法律教育〉就是利用這些新的舊材料。北宋王溥所撰《唐會要》一百卷，是研究唐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史籍，但傳世版本脫誤頗多。劉安志〈《唐會要》清人補撰綜考〉，通過比較《唐會要》殿本、四庫本與十數種鈔本，發現清人對《唐會要》進行闕卷補撰、闕目補撰、增目補撰、闕文補撰、條文增補等方面。敦煌文書是二十世紀中國四大考古發現，超過五萬件的文書對中古史研究而言是一大寶藏。雷聞〈唐宋牓子的類型及其功能——從敦煌文書P.3449+P.3864《刺史書儀》說起〉、辻正博〈P.4745《永徽吏部式》小考〉都是利用法藏敦煌文書的作品。前者從《刺史書儀》中所記載的牓子格式出發，對其

起源、類型、特點及其在唐宋政務運行中的功能展開討論；後者則考察《永徽吏部式》中隋朝官員用蔭授官的規定與貞觀年間政策變更的關係。 　　數十年來唐宋墓誌不斷出土，對於探討門閥、家族等課題大有裨益。宋德熹〈唐代代北胡族家族的婚宦與門風——獨孤氏、竇氏及長孫氏再探〉、劉燕儷〈從北宋的夫妻關係一瞥唐宋之變革〉、翁育瑄〈唐宋傳記書寫初探〉等文章，都是以大量墓誌為素材，考察代北門第、夫妻關係與傳記的書寫。除了中國的碑銘資料以外，嚴茹蕙〈日本古碑所見律令制初期的家族關係〉則是介紹日本七、八世紀山上、金井澤二古碑中女性在家族的地位。漢文文獻以外，林冠群更是利用了《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銘以及後世《賢者喜宴》

等藏文文獻。 　　部分文章雖非新題，但卻是以嶄新角度重新審視，仍是新意盎然。唐律、唐令研究堪稱汗牛充棟，但岡野誠〈唐令復原方法に関する一考察―唐獄官令第22条を中心として―〉乃以《獄官令》第二十二條為例，重新檢討仁井田陞的復原文字與復原方法。「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二者性質有別。趙晶〈唐代律令關係再探究〉以《唐律疏議》所引唐令檢視律令關係，認為律條本身就包含著獨立於令條的行為模式規定，而並非所有令條都需以律作為強制實施保障的義務性條款。學界談陸贄，主要集中在事功與政治思想，陳登武〈陸贄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則是梳理陸贄在國家治理、德刑先後、原情據法等法律思想。同樣的，曹操、唐太宗、武

則天的研究更是不在少數，但朱祖德〈論曹操「唯才是舉」及用人評價〉重新探討曹操的「唯才是舉」用人策略；桂齊遜〈貞觀君臣法律思想與法制建設試析〉為學界較全面討論貞觀朝法制改革的文章。古怡青〈製作女皇帝：武則天巡幸與祀典改革〉，指出武則天透過歷次親享明堂、南郊親祭與宗廟祭祀，逐步奠定皇帝地位。 　　通覽全書，最引人矚目的是比較視野，包含了方法視野、地域視野、時間視野。方法視野的，如陳惠馨〈從比較法學觀點分析《唐律疏議》〉，從比較法的觀點分析《唐律疏議》與《刑法典萊比錫註釋書》。黃源盛〈法學與史學之間——法史學的存在價值與研究方法〉是重新反思法史學的學科性質、當代存在價值、研究取向與方法。有地域視野

的，如前述嚴茹蕙〈日本古碑所見律令制初期的家族關係〉，旨在凸顯日本律令制初期社會實際結構與唐朝律令規定扞格之處。更多的是時間視野，如前述雷聞透過書儀析論唐宋政務運行；劉燕儷比較唐宋之間夫妻關係的異同，觀察唐宋間歷史變革的性質；翁育瑄述論西晉至北宋墓誌書寫方式的流變，探究墓誌的性質與寫作的重心，藉以考察唐宋變遷的時代意義。李如鈞〈宋人對西漢名法官張釋之的評價〉，則細說漢宋之間張釋之的評價，尤其聚焦於宋人對其批評，藉此探討宋代法治思想的時代特色。 　　本論文集得以順利問世，首先要感謝元華文創慨允出版這本學術論著，當然更該感謝蔡佩玲總經理居間促成此事，並親自參與整稿工作。自邀稿至編輯過程中，事務繁

雜，劉馨珺教授在百忙中不辭辛勞，耐心處理，謹致謝忱。最後，祝願高明士老師福壽綿長、日月同輝。  

明清之際廣東佛教的發展──以天然函昰法系為考察中心

為了解決越南皇帝 評價的問題，作者簡瑞瑤 這樣論述：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聚焦於明清之際，廣東佛教曹洞宗博山系下天然函昰法系師徒僧眾與檀越，他們在該地區從事的信仰活動以及對所屬佛教教團、寺院發展的影響。在研究方法方面，採取歷史學傳統文獻之歸納與計量分析法，並輔以實地田野考察。從政治、經濟、社會與宗教等領域進行探討。首先驗證晚明到清初這一時期，廣東佛教寺院增加數量為中國歷來的第二高峰，這個現象與清初佛教政策的禁制呈現反悖，說明佛教在地方社會受到信徒有力的支持。其次，考察廣東佛教發展中，曹洞宗的一支，天然函昰法系代表：有釋函昰、釋今無、釋今釋、釋今再等，他們在廣州、韶州主持之寺院，一則得到信眾──包括遺民群體、清朝地方文武官員──的護持；二則在主持者致

力於改善明末佛教教團的流弊。經由興修寺院、設置印經坊、發展寺院經濟、重視教團規約，從而恢復乞募(行乞勸募)苦行、請刻佛教藏經並融合淨土宗的念佛修行等行動，延續晚明佛教復興運動。再次廣東佛教發展史上，天然函昰法系所屬教團，於明清之際扮演提供遺民群體安頓身心的角色，由此促成釋、儒(佛教、儒家)融通，改善教團內僧眾的教養素質，提升其讀經、詩文創作能力，進而為明遺民(們)開啟「濟人利物」的新志向。天然函昰法系在廣東佛教發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們在社會動盪不安時，提供安身場所，展現佛教社會救濟的功能；又且於日常生活中體現續佛慧命之志業，延續晚明佛教的復興運動，裨益明清之際廣東社會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