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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在幹啥？從蔣介石侍從日誌解密1949大撤退

為了解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的問題，作者樓文淵 這樣論述：

　　1949年，國民政府為何從中國大撒退到臺灣？又如何大撒退？ 　　就從日記史料中一窺近代中國的關鍵年代！ 　　看看蔣介石一生中最感屈辱的194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正是中華民國之所以在臺灣的緣由。 　　1949年的大撤退，是國民政府遭受的空前失敗。領導國民政府軍隊成功贏得抗日戰爭的蔣介石，為何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被迫撤退至臺灣？ 　　2019年再回首時隔七十年的這段歷史，今人已難想像當時國、共雙方兵戎相見的緊張情勢，時任蔣介石隨扈的樓文淵，當時與部分同袍追隨蔣介石自南京引退至溪口，再輾轉隨同來臺，親身經歷過大時代的動盪。 　　樓文淵以當年的侍衛工作日誌為準，輔

以蔣介石日記，完整呈現1949年的時空。看似流水帳式的起居注，字裡行間存在的是許多細節，讓我們得以一窺1949年危局，了解當時錯綜複雜的環境與發生的事實。   作者簡介 樓文淵／編者 　　1930年出生，浙江蕭山人，17歲起擔任蔣中正隨扈，歷經十數年軍旅生涯後轉入文職，曾於高雄市政府、臺北市政府任事，也曾任國民黨黨史會（黨史館前身）副主委。平日對文史資料甚感興趣，並曾聯絡昔日追隨蔣氏之侍從人員，就所見聞撰文，輯為《感恩與懷德集：我們常在蔣公左右》一書，之後又陸續出版續集及三集，提供侍從人員眼中的蔣氏行誼資料，十分具有史料價值。   編輯凡例 編者序 導讀／劉維開（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前言 一、引退前後（1949.01.01－1949.01.21） 二、溪口歲月（1949.01.22－1949.04.25） 三、危城上海（1949.04.26－1949.05.06） 四、增防舟山（1949.05.07－1949.05.16） 五、保衛台灣（1949.05.17－1949.07.09） 六、訪菲律賓（1949.07.10－1949.07.12） 七、蔣李會商（1949.07.13－1949.07.31） 八、出訪韓國（1949.08.01－1949.08.23） 九、坐鎮重慶（1949.08.24－1949.11.13） 十、再見成都（1949.

11.14－1949.12.31） 附錄 人名字號對照表   編者序 　　近年出版界相繼發行以一九四九年，即以民國三十八年為主題背景的文章或專著書籍，廣泛談論中華民國遭受空前失敗的經過情形，或以作者個人的觀點及記述為之報導；或以個人身經其事或遭遇的感受，為之抒文記述。兩者皆述及當時的世局與發生的事件，頗使閱讀者能認識相隔六十餘年前的往事，仍不無驚慄當時緊張情勢的感應，更瞭解到當時國、共兩方兵戎相見的大概。筆者曾因與部分同袍，追隨先總統　蔣公自南京引退而至溪口，再輾轉隨同來臺，復一再隨往大陸西南各地，或為親身所經歷，或為同僚所談述，或為報章雜誌所載，或為史學者之著述。筆者以桑榆晚景，在友好

鼓勵下，謹以當年侍衛工作日誌為準，掇編此文，藉以彰顯　蔣公當時雖以在野之身，仍以執政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協助政府，續為艱危、紛紜國事操勞，奔波各地情形，作一翔實記述，深願對關心民國三十八年危局情況者，對錯綜複雜環境與發生的事實增進一些瞭解。更使拙文中所述及人物之後人，認識其先人於國家危難之際，在領袖領導下，赴湯蹈火或藎籌謀劃為拯救阽危局勢所盡之努力與奉獻，甚或犧牲疆場，為民族留下正氣之情。筆者不敏，以　蔣公是年行事日程為主體，並擷錄有關史事資料，看似流水帳式之起居注，實可窺在危疑震盪中　蔣公苦心孤詣之意。盡以事實之經過為之掇拾整理，尚望賢者、知者不吝　指教，是所感禱。 前言 　　民國三十八

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面臨存亡危急的關鍵年代。由於漫長的八年對日抗戰，國家已陷入民窮財盡、師老兵疲的境況；中共趁此時機，以誘人的宣傳口號，蠱惑民心，渙散士氣，並增強其兵力，擴展其地盤。在政治上，事事與政府相頡頏；在軍事上，處處作攻勢之戰，致東北遼瀋、華北平津以及華中徐蚌各戰役，國軍相繼敗績。累年戡亂戰事的失利，幣制改革的失敗，各地反政府、反饑餓示威遊行層出不窮，同時物價飛漲，人心不安，社會動盪。當時先總統　蔣公有感山雨欲來之勢。其時全國軍民亟盼美國能在道義上、物資上的雙重援助，如大旱之望雲霓，　蔣公初亦頗有央請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留有非常良好印象的蔣夫人，作為　蔣公個人代表，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底，首

途前往華盛頓呼籲援助。同年十一月初，美國舉行第三十三任總統大選，民主黨由接任一九四五年初遽逝的羅斯福總統職位的杜魯門出馬競選連任；共和黨則提名聲勢甚盛，為其國內外一致看好的紐約州州長杜威為候選人。似乎我國當時亦最關注杜威的參選，企望一改民主黨政府對我國若有若無的支持。出人意料，選舉結果由杜魯門勝選蟬連，似對我國政府有所不諒，肇致日後，美國應允的美援遲滯不來，而其政策上亦不積極表示支持中國的戡亂戰事。當時我國政府深感事態的嚴重。蔣夫人秉於個人榮辱事小，國家存亡事大，為盡個人人事，而於同月二十八日在蔣總統勸阻未成後，離上海飛赴美國，抵達華府，以期現身說法，籲請美國政府加強對我國的援助，以俾迅速完成

戡亂任務。三日即趨訪正在住醫院準備進行開刀手術，前曾來華擔任調停國共之爭，具有舊誼的國務卿馬歇爾，請其支持援華事宜。四日復發表談話，要求美國以三年為期，援助三十億美元，以濟我國的急迫需要。十二月六日在紀念珍珠港事件七周年時，又撰文發表，呼籲美國援助，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事有湊巧，七日美國啟運一批價值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物資來華，似顯呼籲奏效，終則曇花一現。十日蔣夫人趨訪杜魯門總統，期望美國發表支持中國南京政府反共救國的正式宣言，以及提供軍事援助等要求，而杜氏祇是言不由衷虛言應付，並申言美國不能保證支持一個無法支持的中國政府，實令人失望。十四日再訪晤馬歇爾，對已允之美援有急速處置之表示。

二十日應馬之邀趨晤，因馬氏突因全身神經劇痛，未談及申援之事而折返。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已允的軍援，突宣布停運。並令駐華美軍事顧問團撤離，確使我國面臨雪上加霜之困境。 　　在國內，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長翁文灝因幣制改革失敗，辭職照准，益使政局阢隉不安。中共趁機加強軍事威脅，並展開統戰倡言和談，蠱惑人心。二十七日，經立法院同意孫科繼任。十二月十日，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頒布全國戒嚴令。十二月二十四日，華中剿總白崇禧總司令致電請張群、吳忠信二氏轉陳總統　蔣公，以民心、士氣、物力均已不能再戰，請停戰以言和。函文中略謂：「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餘年，當茲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猶豫之時。故敢

不避斧鉞，披肝瀝膽，上瀆鈞聽，並貢芻蕘：一、先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其出而調處，或徵得美國同意，約同蘇聯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以上所陳，伏乞鑒核察納，並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國軍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布置，爭取時間，若待兵臨長江，威脅首都，屆時再言和談，已失去對等資格，噬臍莫及矣。」同時白氏更在漢口宣稱「非蔣下臺不能談和，蔣應讓別人來談」等主張，頗含脅迫之意。翌日　蔣公即邀集張群、吳忠信暨何應欽等要員，商討白氏來電與建議。　蔣公曾即表示：「可請李副總統負起和談之責。」迨二十七日，張群特趨謁李副總統商

談情形覆命，以「李亦謂公早日引退，其意圖與白崇禧如出一轍」。二十九日中央再作重要人事部署，中常會通過正在臺灣養病的陳誠為臺省主席、秦德純為山東省主席，隨即由行政院任命。並以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鄭彥棻代理中央黨部秘書長。其間　蔣公曾電邀各地重要負責人到南京，有閻錫山、胡宗南、傅作義及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等方面大員先後進見會談。十二月三十日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再發通電主張和談，並促　蔣公明白表示態度。通電內容：「當今之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顧念時間迫促，稍縱即逝，鄙意似應迅將謀和誠意，轉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能接受，借此擺脫困境，創造新機，誠一舉

而兩利也時不我與，懇請趁早英斷為禱。」翌日河南省主席張軫與省議會通電：「主張和平，懇請蔣總統下野。」湖南程潛、廣西黃旭初兩省隨即通電附和。稍前數日，黃紹竑似為李副總統擬具一促　蔣公下野之方案，頗具「以李代蔣」意圖。 　　自接獲白崇禧建言後，　蔣公與李副總統間曾有二度協商，就引退問題，達成三項決定：一、　蔣公主動引退，以便政府開始和談；二、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宣布和平主張；三、由行政院主持與中共和談事。迨十二月三十一日，　蔣公邀集黨、政、軍要員會商竟日，研擬引退文告，以期安定民心，揭櫫和平希望。稍後於翌（三十八）年元月二日致電白崇禧謂：「假令共黨確能翻然悔禍，保全國家之命脈，顧念民生之

塗炭，對當前國事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並希白氏「激勵華中軍民，持以寧靜；藉期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而不為中共所算」。同時亦致電河南省主席張軫，聲言「值此千鈞一髮之際，吾人如不能熟權利害，團結意志，而先自亂步驟，則適中共黨分化之詭謀，將陷於各個擊破之慘局。須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國族之存亡繫於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繫於是」。剖陳個人心跡，仍期堅定渠等抗共意念。 　　時序進入民國三十八年，首都南京仍是酷寒凜冽，徐蚌會戰失敗，江北逃難南來民眾，顛沛流離，充塞城外郊區，或流離於街頭，其情狀

之慘苦，令人惻隱難安。這一年誠如蔣經國先生所說：「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盪；存續淪亡，決於俄頃。」吾人身歷其境，回顧往昔，仍驚心動魄，令人不寒而慄。 導讀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九四九年是近代中國的關鍵年代，對於蔣中正而言，也是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年。他於當年日記的總反省錄中回顧一年來各種遭遇，記道：「本年一年中之生活，所見所聞與身受各種遭遇，無非為人唾棄，為世譏刺，恥辱悲慘，於玆為甚。」時隔數年之後，重閱一九四九年日記，對於這一年各種經歷的記憶，依然是「悲慘」、「侮辱」，記道：「重閱三十八年日記，更覺當年環境與形勢之可怕，至於悲慘與侮辱之

經歷，則不足道矣。」（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顯示這一年對他而言，有著難以磨滅的悲憤。但是他畢竟度過了這一年，如蔣經國所說：「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度過了。」（一位平凡的偉人）開創其革命生涯中的另一段事業，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歷史亦由此展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決定下野，總統職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距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剛好滿八個月。此後至四月二十五日離開溪口，他在家鄉度過一段從政以來難得的安逸歲月。從現存的文字及影像資料中，

可以看到他在這三個月裡，探親訪友，幽遊山泉，神閒氣定，外界的一切發展似乎都在他的預料之中。他知道與中共的問題關鍵在戰而不在和，只有能戰才能和，單獨的和絕對不會成功，但是政府中大多數的官員主和而不主戰，認為他是與中共和談的絆腳石。對於蔣氏而言，自一九四八年初總統、副總統選舉以來，面對黨內派系紛爭以及幣制改革等財經措施失敗，加上國軍在東北戰場的挫敗，徐蚌戰事亦不樂觀，感到嚴重的挫折，已有辭去總統一職的想法。白崇禧要求下野的通電，對蔣氏而言不啻提供了一個可以落實辭職想法的臺階，只是時間早晚問題。迨徐蚌會戰失利，蔣氏以「今後下野可以無遺憾矣」（一月十日），對於下野後的局面安排妥當後，正式宣布下野。

　　蔣氏下野後的局勢，如他所預料，中共只有要求政府接受所提出的和談條件，而不接受政府方面提出任何改變和談條件的要求。四月十八日，政府方面決定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條件，和談破裂，只有一戰。二十二日，蔣氏邀集李宗仁、白崇禧等在杭州會談，決定戰時體制，改組國防部，軍政、軍令合一，以國防部長統一指揮陸海空軍；加強黨與政府之聯繫，成立非常委員會，為中國國民黨對於政治問題之決策機構。李宗仁對於此項決議強烈不滿，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棄守後，並未隨中央政府至廣州，而是飛往廣西桂林。五月二日，李氏將一份名為「談話紀錄」的文件送請行政院長何應欽轉交在上海的蔣氏，要求其不要再過問政事，建議早日出國。 　　蔣中正於杭州會談

結束後，以共軍渡過長江，情勢日益危急，乃於四月二十五日離開奉化，由象山港搭乘太康艦至上海視察防務。蔣氏在上海接讀李氏之「談話紀錄」後，至為憤怒，親自書寫一份內容婉轉但措詞嚴厲的長函，說明相關問題，並告知絕不接受出國之建議。但蔣氏此後有相當一段時間避免與李宗仁正面接觸，於五月七日離開上海後，乘江靜輪於舟山群島一帶巡視，「沒有登岸，只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觀察，前後在海上飄泊了十天」（蔣經國），至五月十七日由定海搭機抵澎湖馬公，二十五日離馬公飛抵高雄岡山。期間李宗仁的態度亦有所緩和，央請黨政大老出面轉圜，此時對於兩入關係影響最大者為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 　　閻錫山自辛亥革命出任山西都督後，長期掌

握山西政權，在政壇上有其影響力。原任行政院長何應欽處於蔣、李之間，難以應付，決定辭職，李宗仁原欲以訓政時期司法院長居正代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未獲通過，乃提名閻氏繼任。閻錫山處事手腕圓滑，擔任行政院長後，強調一切處置均以國家為前提，周旋於蔣、李之間，但是基於共同的「反共」信念，實則偏蔣。七月一日，中國國民黨決定設置總裁辦公室，十六日，蔣氏以中國國民黨總裁兼非常委員會主席身分在廣州主持非常委員會成立後首次委員會議，隨即經廈門返抵臺灣。八月一日，總裁辦公室在臺北草山正式開始辦公；八月二十三日，蔣氏由臺北飛抵廣州，關切防務部署，旋於次日轉赴重慶，督導軍政事務，穩定西南局勢。此一時期，蔣氏亦致力於外交

工作，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於七月十日應邀赴菲律賓訪問，與季里諾總統舉行碧瑤會議，商議組織遠東國家反共聯盟問題，於十二日返臺。繼於八月應邀訪問韓國，於六日飛抵鎮海，與李承晚總統就組織遠東反共聯盟問題交換意見，八日發表聯合聲明。 　　十月中，廣州淪陷，中央政府遷至重慶，十一月初，共軍二野主力與四野一部向川、黔發起進攻，軍事情勢更加惡化。李宗仁於此時以激勵民心士氣為由，離開重慶赴昆明，再由昆明至桂林，旋轉往南寧，聲言擬續赴各地巡視。是時重慶已面臨共軍威脅，情勢緊急，然中樞無主。蔣氏在各方要求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於十四日自臺北飛抵重慶，並致電李氏請其迅速返回重慶，主持一切。未料李宗仁於二十日致函

蔣氏，胃疾突發，自南寧赴香港轉往美國治療，告以「中樞軍政已致函百川兄請就近請示處理」。蔣氏處此困局，以中央非常委員會主席身分主持軍政事務。十一月三十日，重慶失陷，蔣氏堅持至共軍已逼近機場，始搭機至成都。十二月七日，蔣氏以成都情勢危急，思考中央政府所在，改變原本預定遷至西昌的決定，指示閻錫山將政府遷設臺北，此一決定從日後發展來看，對於中華民國國祚之延續，具有重大關係。行政院於七日當晚舉行會議，決議「政府遷設臺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次（八）日，閻錫山偕副院長、政務委員、各部會首長等搭機自成都飛抵臺北；九日，行政院在臺北舉行院會，代表中央政府正式遷臺。蔣氏則停留至十日，

因雲南情勢發生變化，決定返臺，於晚上八時半抵達臺北，結束二十七天的重慶、成都之行，也從此告別了中國大陸。 　　關於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的作為，由於檔案與日記的相繼公布，相關研究成果不在少數，筆者亦撰有《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一書，探討蔣氏在一九四九年從下野到再起的歷程。但是檔案與日記內容所涉層面多為大方向，對於細節的事務，如蔣氏見了那些人，到了那些地方，不一定能在檔案或日記中完整呈現，以致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可能會有不足或失誤。樓文淵先生這本以蔣氏侍衛人員所記日誌為主編撰而成的書籍，提供了這方面的翔實資料。 　　蔣中正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擔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後，即有衛兵隊隨侍警衛，至

北伐統一後，始奠定侍衛單位之初步基礎。一九三二年三月，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一九三三年一月，為剿共需要，於軍事委員會成立侍從室，蔣氏之侍衛單位歸併其中，嗣後隨剿共、抗戰軍事之進展，侍從室組織擴大，警衛隸屬第一處。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改組軍事機構，裁撤軍事委員會，於六月一日成立國防部，原委員長侍從室，分別併入國民政府，警衛部分改隸參軍處警衛室，下設侍衛組、內衛股、警衛組；原屬軍事委員會之警衛旅，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繼續擔任侍衛及警衛任務。一九四八年五月，行憲政府成立後，國民政府參軍處警衛室就原有編組改編為總統府侍衛室，國民政府警衛總隊亦改編為總統府警衛大

隊。 　　蔣氏下野後，總統府侍衛室除仍繼續保持侍衛單位名稱外，並縮減名額；總統府警衛大隊亦改為國防部特務大隊，隨蔣氏至溪口。之後，為應實際需要，侍衛單位改為秘書室，分設三組，以第二組為警衛組，由侍衛組、內衛股、警衛組等單位合併編成，負責隨扈警衛。至一九四九年八月，總裁辦公室成立後，警衛組改為第八組，設侍衛、內衛、警衛三股，擔任官邸警衛及隨扈任務。隨扈蔣氏至溪口之侍衛人員，一路隨侍，從上海至臺灣，再至廣州、重慶，乃至菲律賓、韓國，自己也留下不少重要的資料。其中以每日所填報之工作日報表，為對於蔣氏在這段期間作為最直接之紀錄。侍衛人員對於所負責侍衛工作，自每日中午十二時起至次日中午十二時止，由值日

官填寫工作日報表，呈主管核定。內容除時間、地點、氣候、值勤人員姓名及工作分配等基本資料外，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值勤紀要，記錄蔣氏起居及往來賓客，往來賓客部分包括來賓之職級、姓名、別號、留官邸時間，以及至官邸原因，召見、午餐、宴客等；一為隨從紀要，記錄蔣氏的外出經過，包括經過路段、沿途及目的地警戒情形、見聞等。 　　樓文淵先生於一九四六年底報考進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任職；一九四八年行憲政府成立，國民政府警衛總隊改編為總統府警衛大隊。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下野返鄉，所屬單位奉命隨行擔任衛護工作。輾轉來臺後，於一九五○年經挑選為便衣衛士，復於一九五二年秋，甄試成為侍衛，至一九六三年初，以個人生涯規

劃，申請假退役，轉任公職。曾任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副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樓文淵先生任職黨史會期間，與同仁相處愉快，同仁以其年長，平日皆敬稱「樓公」。筆者時於該會服務，以工作關係，時常向其請教與蔣氏相關問題，樓公亦就所知告知，得益甚多。樓公平日對文史資料甚感興趣，除撰寫文章，並曾聯絡昔日追隨蔣氏之侍從人員，就所見聞撰文，輯為《感恩與懷德集：我們常在蔣公左右》一書，於二○○一年十月出版，之後又陸續出版續集及三集，提供侍從人員眼中的蔣氏行誼資料，十分具有史料價值。二○一五年一月，樓公以「為歷史留下一些真實痕跡」，將其所收集昔日同仁留存一九四九年前後之侍衛

工作日誌，以及相關回憶與當時報章之報導，整理出版《再回首　一九四九》一書，分贈友好，後又以《民國三十八年老蔣先生在幹些甚麼？》為題再版。 　　該書出版後，筆者承樓公贈送一冊，拜讀之餘，以該書對於蔣氏在一九四九年行止有詳細的紀錄，深具史料價值，並可作為蔣氏日記記事之補充。茲舉兩例說明，一例為筆者撰寫《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時，曾參考《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記事：「晚乘火車赴臺南，謁蔣總裁」；及蔣氏日記六月五日所記：「朝課記事後訪閻伯川，商談其組織行政院後之施政方針」，以為蔣氏與閻錫山於臺南晤面。閱該書六月五日記事：「九時二十分偕陳誠同車赴高雄港務局白局

長官舍，會晤已經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長之閻錫山，商談組閣後之施政方針」，乃知蔣、閻會面地點為高雄港務局局長白雨生之官舍，並非臺南，且與陳誠同車前往。蓋陳誠與白雨生為保定軍校八期同學，陳任任武漢衛戍司令部總司令時，白為築路工程處處長；陳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時，白為第六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將總監。另一例為該書七月十三日記蔣氏在臺南空軍招待所，「九時三十五分見與日方聯繫志願來華參與軍事訓練人員之曹士澂，十時二十五分辭去」，再於「十七時十分見曹士澂，十八時辭去」，繼於「二十一時見王世杰、沈昌煥、黃少谷，二十二時七分辭出。即第三度見曹士澂，十二分辭去」。此項資料實為理解「白團」組成之參考，然閱蔣氏當日日記：「

朝課後，召見江杓與曹士澂，聽取其對日本調查之報告，運用日本人才擬定具體整個之辦法，勿使稍有浪費也」、「（下午）再與曹士澂談駐日代表團內容，及運用日人辦法甚詳。晚課後餐畢，以臺灣電話腐敗不堪，憤怒異甚，十時後就寢」，並無晚間見王世杰、沈昌煥、黃少谷，以及第三度約見曹士澂之記事。而以王、沈、黃三人當時為蔣氏之核心幕僚，蔣在與三人談話一小時後，即立即第三度約見曹士澂談話五分鐘，就常理推斷兩次談話有其關聯性，且應與運用日人為軍事顧問一事有關，但是蔣氏在日記中對於這兩次談話卻隻字未提，只有「臺灣電話腐敗不堪，憤怒異甚」，實堪玩味。 　　今（二○一九）年是「一九四九年」這個具有歷史轉折特殊意義時間點的七

十年，也是中央政府遷臺七十年。聯經出版公司除將樓文淵先生《再回首　一九四九》一書重新排印公開出版外，並同時抄錄蔣中正於日記中記事，互為參照，以期對於蔣氏在一九四九年做了那些事情提供一個完整紀錄，具有其歷史意義與史料價值。讀者透過書中記事，不僅能審視蔣氏在這個關鍵年代的相關作為，對於中華民國如何在臺灣應該也可以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行憲後第一任總統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論法規命令的行政訴訟─以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之脈絡為中心

為了解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的問題，作者顏揚修 這樣論述：

本論文乃針對現行法規命令的司法控制安排是否妥當、有無改革必要、如何改革進行研究分析。對這個問題先於第二章劃定本文所研究的法規命令的意義為何並捕捉其與其他國家行為不同的特性用以作為後續說明的基礎。經研究發現法規命令的行政作成性質以及抽象規範性質，使得法規命令的風險與權利保障需求大於法律與具體行政行為。因此在第三章便依據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的要求，必須給予行政法院層次的救濟程序才能有效保障人民權利，並考量到司法權於權力部門的弱勢地位，所以進一步研究我國司法權能否承擔此一更為積極的法規命令控制任務，得到我國目前司法權的力量應足以支撐提高法規命令司法控制變革的結論。其次，由於提高法規命令司法控制的

強度將更加限縮行政權使用法規命令的強度，而涉及到權力分立的問題，故在第四章嘗試對於司法權介入行政權領域如何才符合權力分立進行分析，並獲得開放法規命令行政爭訟管道應符合權力分立，只是在具體的爭訟程序設計上必須注意權力分立的要求。此外，因為扭轉法規命令合法性以及提升挑戰頻率本身對於法秩序安定與對行政效能的破壞均屬嚴峻，必須有配套措施，因此也一併於第四章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結論係認為在提高司法權控制法規命令強度的同時，因為我國現況法治傳統未予穩固，社會對於行政效能的高度需求與期盼下，本文主張應放寬法律保留的限制，一方面能夠減輕法規命令受到司法削弱效用的缺失，另一方面甚至更能發揮效用以回應現代社會愈趨複

雜困難的挑戰並兼顧人民權利保障。最後在第五章以前述較偏向憲法討論的法規命令行政爭訟結論作為指導原則嘗試架構諸如法規命令的訴訟種類、訴之利益等相關機制，並以此作為基礎評析我國現行唯一開放的法規命令行政爭訟，也就是行政訴訟新法都市計畫審查程序的相關制度以及作為修法前提的釋字第742號解釋。希冀藉由以上研究能夠為我國法規命令爭訟制度盡一份棉薄之力，拋磚引玉，完善我國法規命令的相關制度。

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

為了解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的問題，作者王丰 這樣論述：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歷經了最大的考驗與挫敗。從接收到退守台灣的關鍵時刻，蔣介石、蔣經國如何處理四面圍攻而來的危機？本書呈現蔣介石父子不一樣的面向，深入他們在危及存亡之秋的父子深情。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那時的中華民國雖然算是「戰勝國」，但長期的戰爭讓國家百廢待舉，讓共產黨有機可乘，不僅國共內戰蜂起，國民黨內派系之爭也沒少過。就在國共內戰、國軍在各個戰場接連失利，惡性通貨膨脹及金融亂局危如累卵之際，身為國民政府領導人的蔣介石，他要如何因應？為什麼最後他決定以台灣作為負隅頑抗的「復興基地」？ 　　本書呈現1945 ~ 1949年蔣介石處理政治危機的過程，從安排兒子蔣經國當接班

人，讓蔣經國歷經政治的試煉，並處理金融亂局、上海打老虎，最後，終於還是在1949年，帶著故宮國寶與黃金等等，全面播遷來台的故事。 作者簡介 王丰，湖北省公安縣人，1956年生於台灣。 　　碩士、博士。從事傳媒工作二十八年，歷任台灣多家報社採訪記者；時報周刊採訪記者、採訪主任、執行副總編輯；商業周刊、TVBS周刊、新新聞周報等雜誌總編輯。曾任大學大眾傳播系、新聞系兼任講師。 　　著作：《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日子》、《宋美齡的美麗與哀愁》、《蔣家恩仇錄》、《蔣經國愛情檔案》、《蔣介石健康長壽一百招》、《蔣介石死亡之謎》等。 　　現為SOHO族（即：自由工作者），傳記作家，電視歷史話題及時事評論員。並為

《亞洲週刊》、《鳳凰週刊》、《海峽導報》、《南方人物週刊》、《世界新聞報》、《台海月刊》、《同舟共進》等月刊、周刊撰稿。 　　鳳凰網博客《王丰的蔣學博客》博主，網址blog.ifeng.com/1250347.html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