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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產險考試查詢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專家意見反饋對汽車駕駛與機車騎士的危險感知能力之影響

為了解決產險考試查詢的問題，作者俞胤廷 這樣論述：

現今我國駕駛執照過於簡單的考試制度，無法反映出駕駛實際上該有的駕駛安全觀念；因此導致我國的車禍率居高不下，多藉由經驗的累積或教育訓練對駕駛的安全觀念進行額外的補強。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駕駛族群在不同訓練類型下，其危險感知能力有何種差異。實驗變項為2(駕駛族群：汽車駕駛、機車騎士；組間變項)×2(訓練類型：給予專家意見反饋、不給予任何反饋；組間變項)×2(道路密度：高密度、低密度；組內變項)×3(事件類型：類型I、類型II、類型III；組內變項)的多因子實驗設計，並蒐集反應時間點與主觀信心程度作為探討受測者危險感知能力的依變項。本研究危險感知測驗是由，在不同道路密度場景所拍攝的影片建置而成；而後

訪問3位經驗豐富的駕訓班教練，測試並記錄下其對本危險感知測驗的反應與意見，作為本研究的專家意見反饋。本研究預計找30位汽車駕駛與30位機車騎士作為實驗受測者，藉由危險感知測驗評估受測者的危險感知能力；並在向受測者提供由不同訓練類型的反饋後，再次進行危險感知測驗，藉此探討受測者在接受專家意見反饋的前後其危險感知能力有何差異。實驗過後的一週，要求受測者再次接受測驗，以探討專家意見的反饋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對受測者的危險感知能力有何影響。 結果顯示汽車駕駛比機車騎士來說有較好的危險感知能力。事件類型與許多因子有交互作用，其中類型II的事件在許多情況下屬於最不易被察覺的，而對其皆有最低的得分。在高道路

密度的環境中，受測者們在第一次後測有最佳表現；而在低道路密度的環境中受測者們的危險感知能力則隨實驗進行逐漸降低，其中有接受專家意見反饋的組別降低得更為明顯。受測者們的主觀信心程度在一週後的後測中有顯著的提升，雖然他們的表現沒有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