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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灣史套書：用影像和文字記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共五冊，隨書附贈「日治時期寫真館明信片」一組七張)

為了解決撤退理論舉例的問題，作者簡永彬,高志尊,林壽鎰,徐佑驊,吳奇浩,王惠君,彭威翔,蘇碩斌,林月先,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徐明瀚,陳家豪 這樣論述：

圖說台灣史， 用影像和文字記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 ※隨書附贈「日治時期寫真館明信片」一組七張※ 　　套書共五冊。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乘著寫真館的時光機遨遊臺灣， 　　從寫真了解臺灣，重建昔日生活場景與共同記憶。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由於攝影技術和文化的普及，寫真館（照像館）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攝影不僅開啟民風在民間蔚為風潮，官方也委託民間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 　　◆臺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逾300張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 　　西方攝影術發明至今已180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日治時

期臺灣有一群攝影師，這些人可不是拿著大砲拍小模的外拍部隊，他們是受過專業攝影訓練，埋頭研究技法的家裡蹲。「三原色碳膜轉染印畫法」、「漆金祕法」是他們與日人寫真館分庭抗禮的不傳之祕。這些攝影專家平時喜歡在寫真館內玩自拍，也喜歡拍攝扮裝的女人。他們是臺灣攝影技術的源頭，將生命的熱情與精力注入鏡頭中，刻印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景致。 　　這是臺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豐富而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再度凝視那個人才輩出、創意無窮的年代。《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改編自2010年《凝望的時代》展覽專書，重新編輯並增補數篇從臺灣史角度書寫之專文，以及作者新近的採集和研究，如業餘

攝影家李火增、謝金俊等，以臻至完整。 　　本書從臺灣攝影的源流和先行者開始追溯，繼而敘述日治時期攝影術和寫真館的蓬勃發展、寫真館的特色與庶民記憶，並詳述臺灣總督府如何藉由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本書也從技法、材質、觀念等面向探討寫真師的創作，將寫真師與攝影名家並列，更從風格的角度賦予寫真館攝影的獨特定位。這本少見綜觀臺灣寫真歷史圖文並茂的著作，堪稱臺灣攝影史詩鉅著。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 　　四百年前大臺北地區人煙稀少，觸目所及多為荒煙蔓草的景象。臺北如何發展到今日繁榮的盛況？本書透過歷史文獻、照片、建築圖、

地圖和實地訪查，構築起臺北的發展脈絡。 　　十八世紀的臺北不似今日，當年天龍國沒有龍，只有羅漢腳。漢人隨著航運移居至此，開闢土地，興建寺廟、形成街市。從清代的開拓、日本的建設到戰後的發展，留下許多精彩故事與經典建築。 　　本書作者透過歷史文獻、檔案資料、舊照片、建築圖和地圖或石碑等遺物，加上實際走訪調查，從實際留存下來或留存於影像中的建築和街景，及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故事，以清代、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時間軸，串起臺北都市空間變遷的過程。從新莊、萬華和相鄰的西門町地區，到北邊的大龍峒、圓山和劍潭，作者將臺北分成四個地區，從重要建築的興建、時代的背景和市街的發展，來看各地區空間發展的故事。 　　

新莊最初因稻米生產和外銷而興起為市街，在日治時期市區規劃後街屋新建立面牌樓，從留存的構造和裝飾可以想像曾經有過的繁華。萬華的名稱來自舊名艋舺，這裡曾經是原住民駕著小舟往來淡水河邊的港口。由於大陸移民及兩岸貿易往來，萬華繼新莊之後發展成熱鬧的市街。清代興建寺廟和市街，經過日治時期的規劃，紅磚街屋櫛比鱗次，擁有全臺灣學生人數最多的小學。其中「剝皮寮歷史街區」仍保存清代街道的樣貌。 　　西門町原來是窪地，日治時期開始興建街屋，日本商人在此經營各種商店，提供來臺日人生活所需，開啟了西門町的商業發展。窪地填高後形成新市區，西門町日益熱鬧，轉型為時尚區。大龍峒、圓山和基隆河對岸的劍潭地區山明水秀，從清代

以來就是關係密切、共同發展的地區。清代時同安人在此定居，興建四十四坎街屋和保安宮，日治之初日本人設立圓山公園及對面的臺灣神社，後來民間也興建孔廟，在今天成為花博公園和圓山大飯店等重要地標。 　　從建築的興建過程及其建築特色，可以知道這四個地區因開發時間和所在地理環境而有不同的地區特性。本書構築臺北歷史、建築與空間的發展脈絡，細說臺北從清代的開拓、日本人的西化與和風建設、戰後的發展、家族崛起的故事、產業轉換與公共政策的發展過程，帶領讀者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見證這段地虎變天龍的歷程。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制服從何時開始？有什麼意涵？ 　　制服如何成為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 　　

本書揭開「制服帝國」的身世之謎。 　　制服是許多人成長的共同記憶，也是最令人難忘的身分印記。臺灣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著制服？卡其制服從何時開始流行，讓臺灣在戰後戒嚴時期成為卡其制服帝國？回溯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逐步換穿各式標準服裝。 　　在日治初期二十年間，臺灣各級學校的制服百花齊放，日籍學生著和服，臺籍學生穿長衫，原住民穿「番服」，呈現多元雜糅的面貌。一九二○年代以後殖民政府強化控制力，洋式制服與當時流行的洋服同步，逐漸成為官方認可和推廣的學生制服。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制服也因應戰爭的需求與氛圍，而有「國防色」（卡其色）和「迷彩裝」式的學生制服。 　　透過本書的描繪，制

服具體而微地成為我們可以辨識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作者也觀察到，日治時期學生制服的變化，與日本的殖民政策、教育制度、民間社會的服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制服的配件、學校對制服的服儀檢查、當時制服的價格、購買力，以及各個角色對於制服的觀感，也是本書關心的面向。想看看母校在日治時期的制服是什麼樣子？一百年前臺灣學校的制服款式，都將在本書中呈現。 　　★《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這裡是清代的「府前街」、日治時期總督府前的「本町通」；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總督府成為總統府。 　　重慶南路見證了近代臺灣的權力交替與政經流轉，也帶動了附近區域的發展； 　　重慶南路是政經樞

紐之路，也是充滿故事的道路。 　　臺北城中故事發生的舞台大抵在清代臺北城的範圍，涵括今天的館前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博愛路，日治時期的表町、本町、榮町、大和町、京町一帶街區。這些街區在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逐漸展現出現代化城市的面貌。這一帶商業活動蓬勃鼎盛，茶葉、圖書、銀行、藥品、攝影器材、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好不熱鬧。在城中故事裡，文史專家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蘇碩斌、林月先、徐明瀚引領讀者進入城中各個階段由生至衰、由沉潛再次轉型的軌跡。 　　城中重要的道路──重慶南路，是交通輻輳之地，緊鄰總統府、西門町、臺北火車站，與西門町、中華商場，形成一大商圈。這條路在清朝的舊名為「府

前街」、「文武街」，在日治時期稱為「本町通り」，到了1947年重新命名為「重慶南路」。雖然只有短短三公里，卻曾經是政經文化的樞紐，連結起城中的繁榮，在1970-80年代達到顛峰。 　　在日治時期，因應都市計畫需求而形塑了現代風景，經過兩次市區改築，建築街景大致已形塑。1910年代市區改築時興建了臺北消防組、攝津館、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1920年代後期則設立了辰馬商會、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新高旅館、西尾商店、辻利茶鋪、新高堂書店、臺灣銀行、總督府、臺北高等法院、民政長官官舍、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在近二十年的拓展過程中，重慶南路的建築街景與地標於焉成形。 　

　在1980年代以前，重慶南路書店林立，聲勢壯大，文字與思想在此匯聚交流，成為全世界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而書店街的歷史啟動器，就是來自日治時期的「新高堂」，1898年起創辦人村崎長昶從小型文具商發展為書店龍頭，於是新高堂書店、西尾商店、新起町一帶的東陽堂和鹿子島等，及榮町的文明堂、杉田等書店在一百年前形成書店街，並進行空間大改造。除了本町通和榮町通的日文書店外，大稻埕太平町也曾經發展出另一條書店街，如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連雅堂的雅堂書局、謝雪紅的國際書局，儘管曇花一現，卻都是日治時期新文化傳播的重要據點。 　　戰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老字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以

及經銷教科書的臺灣書店、戰後第一間本土創辦的東方出版社、迄今仍具規模的三民書局、被譽為那個年代最好的文星書店……，都匯聚在重慶南路這塊沃土上。書街上各種知識與各式風景相互混雜。這些書店各有專擅，成為各個世代重要思想養分的汲取地。在白色恐怖時期，重慶南路書報攤是禁書的流通點，滋養並啟迪了黨外政治與思想。從臺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民書局等編修辭典起家的書店，再轉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文化社群，街道騎樓上周夢蝶書攤子、禁書書攤和文星書店，蔚為一片生態盎然的書森林，作家季季因此寫下：「文星和明星，印刻了我來臺北後最早的寫作記憶。成為我日後不斷想要重返的生命場域。」還有西西：「經過

周夢蝶的書攤子的時候，我們停下來看看有沒有甚麼書店裡不可能再找到的詩集。譬如：一些很舊的詩集，流速緩慢、流域不廣的詩集，靜默的詩集，等等。」曾幾何時，這片茂盛的書森林逐年凋落成零星的枝葉，令人不勝唏噓。 　　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星巴克，在日治時期曾經是「茶苦來山人」三好德三郎的辻利茶舖。三好德三郎在此販售老家的宇治綠茶和臺灣的烏龍茶，透過參與一場場茶葉共進會、博覽會，投入大量的行銷廣告，讓臺灣烏龍揚名國際。這位居臺四十年、埋骨台灣的日本名流也積極參與公益與政治活動，穿梭於官民之間調和鼎鼐，讓人們看到這位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精彩鮮活的人生。 　　走到中華路，戰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

來臺的軍民在1950-60年代於中華路鐵道旁搭起棚屋聚落，進行商業活動。棚屋拆除後，1960-80年代在新建的八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華商場聚集成繁華的景象，各式商品、各路人馬在此川流不息，形成中華路和中華路兩側地景與庶民生活變遷史。在中華商場裡的家鄉味餐館、學生制服訂製店、電子零件行、唱片行等商店，帶領人們神遊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令人玩味。　　 　　本書時序涵蓋清領、日治至今，每頁故事既個別又半透明地相互疊合，其中的街廓紋理、城市歷史、建築、人物、產業都交互滲透在每個時代的切片裡。雖然現在重慶南路上旅館、藥妝店、餐廳取代了昔日的人文景觀，但過往仍一直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成為一幕幕生動的場

景。昔日勝景不再，逝去的城區地景與記憶也無法逆轉，所幸我們仍可透過書籍的出版，重新捕捉重慶南路街區的歷史細節，比過去更了解過去。 　　★《從臺車到巴士：百年臺灣地方交通演進史》 　　人力轎子、兩輪牛車、四輪汽車、多組路輪火車、輕軌電車、高速鐵路…… 　　一百年來臺灣地方交通的演變就是一場革命！ 　　可否想像，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牛車與轎子曾經是臺灣這塊島嶼最主要的人貨運輸工具？一百年多來，臺灣的地方交通一日千里，從有限的人力、四腳獸力、蒸氣力到無汙染的電力，陸上交通的演變就是一場革命。人力轎子、兩輪牛車、四輪汽車、多組路輪火車、輕軌電車、高速鐵路……，不論是劉銘傳從中國引進蒸汽火車、日治

時期縱橫臺灣南北的縱貫鐵路，或是今日風馳電掣的高速鐵路，都在在改變了臺灣的地景，也牽動了臺灣人的交通習慣，而交通形式的改變更深深影響了臺灣社會的發展。 　　從人類交通文明史來看，可分為傳統型個人交通工具、半近代大眾交通工具、現代型大眾交通工具，有的幾乎在同一時間登場。　　　　 　　轎子是清代臺灣最主要的客運業，而牛車是最具代表性的貨運業。臺灣的轎子是漢人入臺時引進的，為了配合臺灣的地形地物而顯現出「輕巧簡易」的一面。牛車在臺灣又稱「板輪車」，據說在中國沒有臺灣牛車這種交通工具，盛傳是在荷蘭時代從東南亞引進臺灣。臺灣牛車的形制是兩輪，由三片木板拼成，相當於一個成人的高度。由於清代臺灣路況不佳

，遇雨即泥濘不堪，如果不到這個高度，車輛勢必會被卡住。另外，臺灣西部平原河川、溪流眾多，當水位較低時，牛車可運用此一高度的優勢，直接渡河。 　　清末以後，臺灣引進了人力車、臺車等「半近代大眾交通工具」。人力車的發源地是日本，這項交通工具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同樣與日本的近代化有關，但卻是典型的「和製新事物」，用來滿足日益增加的市鎮或都市人口移動的需求。就在1888年，劉銘傳從中國引進人力車到臺灣。 　　由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都市化的出現和都市人口的暴增，成為大眾交通工具出現需求的重要背景。第一代大眾交通工具大多為馬車、馬車鐵道等非機械動力者，第二代大眾交通工具則普遍以第一代為基礎改

良而來，改良的重點是導入機械動力。以歐美而言，主要是從馬車鐵道轉型為蒸汽鐵道、電氣化鐵道與市區電車；以日本而言，則是馬車鐵道與人車鐵道，轉型為蒸汽鐵道、電氣化鐵道與市區電車。 　　十九世紀時，歐美各大城市盛行馬車鐵道，但臺灣未曾出現馬車鐵道，卻大量鋪設了馬車鐵道的孿生物――人力輕便鐵道。所謂人力輕便鐵道，是由人推行固定在軌道上運行的車輛，就像礦場的礦車。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大眾運輸廣泛運用人力輕便鐵道，之後再引入殖民地──韓國與臺灣，其中以臺灣使用密度最高、存在時間最久，從而誕生了交通運輸業的百年企業。 　　「現代型大眾交通工具」是指進入機械動力領域後的交通工具，如鐵道、巴士、電車等。臺灣鐵

道濫觴於清代劉銘傳的鐵道建設，但這段鐵道無法達成貫通全島的初衷，僅完成基隆到新竹的「區間」，因此成為臺灣最初的「現代型地方交通工具」。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在劉銘傳建設的基礎上繼續完成縱貫鐵道及其支線淡水線，再將臺北市區切割成三大部分。而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努力地想完成市區鐵道高架化的工程，但因無法籌得足夠的經費，最終先完成了樺山貨車站，另外也興建了製糖鐵道，並鼓勵臺北鐵道株式會社、彰南鐵道株式會社和臺中輕鐵株式會社等民間鐵道公司的成立。 　　地方交通，特別是都市交通，需要班次密集、機動力高的交通工具，於是人類開發出將機械動力裝設於車廂內部的軌道型交通工具，而市區電車可說是專門為了都市交通所產

生的產物。在臺北捷運出現以前，臺灣幾乎未出現過都市軌道交通系統。不過，早在二十世紀初期，臺灣社會已經開始思考建構軌道系統，以滿足快速成長的都市交通需求，後來演變為一波又一波市區電車鋪設的風潮；此一風潮並未因臺北捷運的興建而結束，反而在近期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及各主要都市的「輕軌」建設獲得延續，橫跨百年。 　　臺灣汽車運輸的基礎擘劃於日治時期。不過，戰前日本帝國的陸運政策是以鐵道為主，汽車運輸附屬於鐵道部門之下，這樣的情況在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之後，徹底獲得翻轉。戰後臺灣在地方道路系統，相較於二戰以前，最重要的突破是「快速公路」的興建。經過大約一百年的時間，臺灣交通建設飛速發展，各級公路交

織出完備道路系統、環島鐵道網、時速超過三百公里的高鐵、六大都會區大眾軌道系統或鐵道地下化、前瞻基礎軌道建設、市區環狀鐵道等議題，都受到熱烈的討論。 　　臺灣下一個百年的交通將會是什麼樣貌？本書細說一百年來臺灣地方交通的演變歷史，交通工具的日新月異和萬千風貌，在本書中再現風華、展露無遺。 名人推薦 　　《凝視時代》 　　林祟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林志明（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焦糖／陳嘉行（知性藝人）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灣

藝術檔案中心主任）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 　　李乾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 　　邱博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郭英釗（九典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黃俊銘（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劉淑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退休教授） 　　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 　　劉揚銘（制服文化研究者、作家） 　　《臺北城中故事》 　　王惠君（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所教授） 　　文自秀（有度出版社社長、藏書家） 　　石芳瑜（作家） 　　邱翊（台北城市散步執行長） 　　陳建守（「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從臺車到巴士》 　　李為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黃紹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 　　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董事長） 　　

（依姓氏筆畫排列） 各界推薦 　　《凝視時代》 　　「由寫真了解臺灣──以文字描述加上想像，遠不如具體的圖像呈現容易明白，因此照片一直是了解過去最重要的利器。十九世紀末歐洲攝影師、殖民者、本土寫真師照片已成為臺灣學者研究早期臺灣攝影史的對象，其中最出色的是中生代的簡永彬先生。我讀過他所編的《凝望的時代》，印象深刻。本次出版的書不僅照片驚艷，還有層次地敍述日治臺灣攝影史的源流、寫真師及其祕技，也特別處理到寫真師、殖民者以凝視的眼光所拍成的照片，最後附有攝影年表，是一本實用、研究兼具的好書。簡先生用照片寫歷史，而我過往只用照片來映證日記的敍述真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敬佩之餘謹為之序。」──許雪

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2010年出版的展覽專書《凝望的時代》是當時少見綜觀全局的臺灣寫真歷史，尤其聚焦日治時期營業寫真館及業餘寫真家的歷史與作品。此後日治時期臺灣寫真家的作品越來越受注目，簡永彬先生更持續深耕，全方位地進行寫真家作品的收集、整理、保存，多次策劃展覽，讓許多攝影前輩的作品廣為人知。2019年本書終於重新編輯和增補出版，其中添增近年簡永彬先生田野收集的資料，可說是2019年臺灣攝影史詩級鉅著，讓大家再度凝視那個臺灣寫真人才輩出，創意無窮的年代。」──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是近年臺灣攝影史所見極重要的突

破。此書原是作者簡永彬老師蒐集累積的大量攝影檔案所做的策展，現在加入數篇專文並改寫為專書，堪稱一部豐富的臺灣攝影小史。他將過去較少被重視的寫真館師傅，與攝影史上的名家並列，納入了攝影的美學殿堂，更從風格的角度，賦予早期寫真館攝影一藝術史的獨特定位。從中不僅可看到每個寫真館的紀實特色與庶民記憶，更從技法、材質、觀念等面向，開拓了寫真館攝影師作為創作者的可能性。《凝視時代》不僅融合了史料彙編、議題考掘，也帶我們見證了攝影檔案的力量。」──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檔案中心主任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     「城市是充滿故事的立體書，走在古街上，就是翻閱每一頁精彩的內容。王惠君教授是

最佳導讀的人，她親自調查研究，獲得珍貴資料，我非常樂意推薦這本書給讀者們。」──李乾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 　　《從臺車到巴士》     「本書作者陳家豪博士為近年臺灣學術界栽培、熟悉並有足夠能力運用中英日史料的少數新起之秀，尤其對於臺灣現存眾多日文研究資源，陳博士優越的判讀與運用能力，使得本書內容極為豐富與扎實。此書的完成及出版，除意味臺灣史研究已然進入世代傳承的階段，亦明確標示出新的臺灣經濟史研究不能再以政權交替作機械性的時期區分，必須依研究課題論述之所需，進行跨越政權交替的貫時性研究。儘管此研究取徑具有相當程度的挑戰性與難度，但是卻更能貼近史實，進行更立體及深度

的論述，本書在這方面的展現值得肯定。另外，近年臺灣史在研究方法上，跨領域的整合亦成為研究主流之一，陳博士這本書結合歷史學及經濟學（包括會計學、管理學）的觀點及理論，將爬梳自浩瀚如海的史料、資料群的各種紀錄與史實，以平易好讀的文字，理路清晰地鋪陳論說，應可說是近年臺灣史著作在這方面的佳作，值得稱許與推薦。」──黃紹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     「本書作者在博士班階段以來的豐富國際經驗洗禮，使其研究總是能立足臺灣、放眼東亞，一再突破既有研究框架，提供給臺灣史學界新的視野與觀點。因此，這本書的書寫風格，雖然完全與作者過去學術發表完全不同，沒有一大堆學理分析、文獻批判與統計圖表，

讀者仍然可以透過平易近人的筆觸，了解到作者長年投入相關領域的深厚底蘊。」──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董事長）     「作者在書中展現其對史料的熟稔，柔軟地帶入一般人覺得艱澀的一手資料，置入在海內外蒐羅的珍貴圖片或該時代的新聞、雜誌，使讀者能貼近並感受時代氛圍；作者必然與龍風鳳舞的檔案文書字體以及龐大統計數字，鏖戰過許多夜晚。作者刻意安排的清楚小方塊內容與表格，則讓讀者能輕易地掌握重點，細細品味。舉例來說，這本書經常提到不同時代的交通政策論爭，讓讀者知道臺灣交通發展過程，除了真正獲致實現的建設之外，其實還有不少其他選項遭到割愛，這時候作者會透

過簡單的圖表，讓人很快掌握到不同方案的差異性，再搭配小方塊訴說當下時空背景。」──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這本書主要內容圍繞在日本時代，並且往清代以及戰後延伸。如同書名，本書的主角是臺灣地方交通工具，但作者並非單調地將不同交通工具獨立開來討論，而是從人類交通文明史的宏觀視野，對於其源起進行考察，因此讀者不僅會透過本書發現到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篇章，還得以有脈絡地認識到不同交通工具的地位以及屬性，以及從傳統到現代的演進歷程。而更特別的是，作者在這本書的許多段落，還特別將臺灣與周邊地區進行比較，不僅再次展現本書宏觀視野之處，亦會讓人在閱讀之餘，感到更加津津有味。」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是唯一解方

為了解決撤退理論舉例的問題，作者黃光國 這樣論述：

美中新冷戰，夾縫中的台灣，是危機還是轉機？   美國禿鷹的伺機攻擊手段， 中國從潛龍到見龍的叫戰反擊， 看這場「中西文明對抗」如何的衝突與未來走向！   　　國際局勢變化瞬息萬變，政治黑天鵝滿天飛。一場全球一起面對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港版《國安法》施行，將美中的衝突上升到最高級。這場衝突清楚體現中西文化的差異，當中國不再秉持過去《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的政策，美國政治人物持續以「禿鷹」視角來主導世界局勢的性格，徹底打亂了世界的秩序。   　　各國分析家指出，只要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必定仿效美國統治西半球的模式，圖謀統治亞洲；美國勢必全力以赴，阻止中國成為地區霸主。現在，美國主導的體系

告終，亞洲世紀來臨，二十一世紀世界權力版圖的改寫，正在我們的眼前發生，宣告美中雙方安全競爭必定愈來愈激烈，戰爭也很難避免。   　　本書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清楚剖析當前的現實，面對美國「禿鷹」的步步進逼，並且聯合世界各國共同抵制的中國，中國知識份子為何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目前兩岸的現狀是「一中兩憲」，傳統稱為「中國」的領土上，存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憲政體制。雙方若能對此取得共識，便可以「對等」的互動，展開和平談判，並建立穩定的兩岸關係。這也是本書主張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台灣的知識菁英缺乏反思的能力，深陷「自我殖民」的困境之中，正

一步步踏入「大國政治的悲劇」而不自知。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的知識菁英更需要的是反思自省的能力！ 作者簡介   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文化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人，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   　　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第一篇  潛龍勿用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第二章 大國政治中的潛

龍 第二篇  亢龍有悔 第三章 「五四意識型態」的形塑 第四章 科學與辯證 第五章 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 第六章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第三篇  見龍在田 第七章 文明對抗下的戰疫 第八章 新自由主義瘟疫 第九章 「超限戰」的交鋒 第十章 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 第十一章 「普世價值」的反思 自序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本書題為《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是我一系列書系的第三部。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中西文明的夾縫》和《臺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原先是要從「反殖民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明我為什麼要致力於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本書於二○一九年出版之後，第二年春節前後，

卻爆發新冠肺炎的危機，使全世界的人類都面離了死亡的威脅。   　　一起面對死亡   　　海德格在他的名著《存在於時間》中指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會死亡，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操勞、庸庸碌碌的存在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實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能夠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意義，而去追求「本真的」

存在狀態。   　　海德格所說「面對死亡的存在」似乎是個人自己的事。然而，《聖經．啟示錄》中的「四騎士」告訴人們：死亡經常與戰爭、瘟疫和饑荒同在。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必須一起反思存在的意義。   　　十四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總共有七千五百萬人喪生，占當時歐洲人口一半。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義大利人本主義的詩人和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5-75），寫了一本著名的《十日談》（Decameron），書中描述十個年輕人為了逃避黑死病（black death），而躲到鄉下，聚在一起，十日之間講了一百個故事，控訴當時教會的貪婪、腐化和無能，成為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宣言書」。

  　　定義我們的世代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1642-1727）也有類似的故事。牛頓十九歲中學畢業後，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充分感受到啟蒙運動時期新思想、新方法、新發現的衝擊，開始努力向學，並激發出雄心與創造熱情。一六六五年夏季他文科畢業時，發生倫敦大瘟疫（一六六五-一六六五），劍橋停課，他回到林肯郡舊居躲避。此後一年多的這段期間，他日夜不休地專注於研究工作，日後他所有的重大發現，包括微積分、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定律、以及三稜鏡的折射和散射實驗，都在這段期間獲得突破性進展，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啟蒙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月二十三日，美國新

冠疫情受災最嚴重的紐約州長郭謨（Andrew Cuomo）公開表示：這場瘟疫結束之後，「將重新定義一整代人」。我完全贊同他的說法。然則，我們該如何界定我們下一代人呢？   　　在我看來，這場疫情的發生，基本上是大自然對於人類文明的考驗，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道法自然」的意義。因此我決定調整寫作方向，撰寫這本《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本書的主旨是：依照美國克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禿鷹」性格，在美、中「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是下「西洋棋」，一有機會，就步步進逼，利用「棋子」，替他打「代理人的戰爭」。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只能以「潛龍」自命，跟他下「圍棋」：綜觀全局，沉著應變，見招拆招，步步為營，

謹慎出手。   　　「潛龍勿用」   　　由於本書的主要訴求是華文世界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幫助大家看清楚我們這個世代面對的「大局」，因此，本書內容共有九章，分為三大篇。第一篇「潛龍勿用」包含兩章，第一章〈西方文化中的禿鷹〉，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為基礎，說明什麼樣的文化及歷史條件，形塑出美國政治人物「禿鷹」性格。第二章〈文明對抗中的禿鷹與潛龍〉，回到當前的現實，說明面對「禿鷹」的步步進逼，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第二篇「亢龍有悔」包含四章，第三章從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分析「五四意識形態」的形塑。第四、五章從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殷海光、胡適、胡

秋原、及其他知識分子在「後五四時期」的互動，討論〈科學與辯證〉及〈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築高牆、廣積糧、不稱霸〉是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早上，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的「中華文化論壇」閉幕式上，我所發表的主題演講。當時臺灣正在舉行總統競選，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同步鬧得如火如荼。作為「亢龍」之「侮」，這篇文章反映出當時我對中共當局殷切期望。   　　庚子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凶之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發生了「八國聯軍」之禍。正當大家對港臺兩地的政情發展憂心忡忡之際，春節過後，新冠肺炎竟然在武漢爆發開來！   　　「見龍在田」   　　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包括五章，

第七章〈「文明對抗」下的「戰疫」〉比較中國和西方對抗新冠肺炎的不同方式。然而，一場「戰疫」的勝負，並不足以決定「戰爭」的成敗。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疫情控制的治理無能，主要原因在於一九八○年代英、美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第九章〈「超限戰」的交鋒〉則以二○二○年五月最後一週，中、美、臺、港之間所發生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共解放軍鷹派少將喬良所謂的「超限戰」，其實已經開打，涉及各方的勝負得失，也已經隱然可見。   　　第十章〈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從歐盟及亞洲國家在「亞洲世紀」所展現出的外交智慧，說明所謂的「米洛斯對話」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品。在臺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可以

用「一中兩憲」破除「自我殖民」的迷霧，其要訣則在於第六章所說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第十一章〈「普世價值」的反思〉則是分析非裔男子佛洛伊德被壓頸致死事件引發的美國「間歇性」暴動，說明「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性價值」，其實具有一定的時空特性，希望可以幫助中國知識分子跳脫本書系第二冊所謂「自我殖民」困境。    　　本書第六章〈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我反思中國在經過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得出的一項結論：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方向跟本書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中所謂「市場至上」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正好

形成明顯的對比。以這樣的對比作為參照點，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的相關論述，而且可以理解未來美、中「文明對抗」可能的發展方向。舉例言之，在本書停筆之後的七月初，我以〈美國社會中的「文化戰爭」〉為題，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了一篇文章：   　　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川普刻意選在「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公園區」，有四大前總統頭像的拉什摩爾山下發表演說。他將要求移除「南方邦聯」人物銅像及紀念碑的群眾定義為「左派側翼暴徒」，認為他們的行為正在「抹殺歷史」，「汙衊我們的英雄」及「洗腦我們的孩子」。   　　紐約時報批評他發表了一場「黑暗且具分裂性的演說」，企圖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將

左派描繪成煽動仇恨的「稻草人」，然後對它窮追猛打。   　　在此之前，共和黨內高層策士歐唐納爾政治顧問公司建議川普：在年底選舉時，以「強烈攻擊中共」的手段，來應付新冠疫情的議題。現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將近三百萬，死亡人數也快要突破十三萬，雙雙高居世界第一位。要拿這個議題作文章，只能凸顯自己的「治理無能」，所以川普只好改弦易轍，拿最近發生的種族暴動，做為新的打擊對象。   　　川普選戰策略的轉向，確實有其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美國打造成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在美國零點一％的人擁有二○％的財富，○．九％的人分享另外的二○％，其他九％再占四○％。

極端的貧富差距使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會爆發革命。   　　在白人人口中，固然有四七％是所謂的「窮白人」或「垃圾白人」，可是占全美人口十三％的非裔，絕大多數都被壓在美國「階級金字塔」的底層。青年社會學者艾莉絲．高夫曼所著的《全員在逃》一書指出：目前美國有二百二十萬人受到監禁，四百八十萬人處在緩刑或假釋狀態，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裔社區的男性，他們占了犯罪人口的五○％。   　　有一位名叫歐文思的非裔評論員指出，即使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捧為「烈士」的佛洛伊德，在他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就有五次進出監獄的紀錄，罪名包括吸毒、販毒、持槍搶劫。其中有一次是聚眾闖入民宅，用槍指著一

位孕婦的肚子，將現金劫掠一空。這次則是持用二十美元的偽鈔，才鬧出命案。   　　遭到川普無預警解職的聯邦調查局前局長柯米在他的自傳《對誰忠誠》中指出：全美前六十大城市中，有四十幾個經常發生年輕黑人襲警，或警察槍擊非裔的案件。他向非裔總統歐巴馬報告這個問題，歐巴馬聽了，也是一籌莫展。有些社會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是因為非裔當年是以「奴隸」的身分被販賣到各地，而不是集中居住於某一地區，所以黑白之間的「文化對抗」只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蔡英文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是抱緊川普政府的大腿。她經常用文青式的語言，說臺灣是跟美國有同樣「進步價值」的國家，叫「我們的孩子」聽得飄飄然。但

是她卻從來不說清楚：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幸好川普是個口無遮攔的政治人物。從他的言談中，大家倒是可以經常反思：美國究竟是不是蔡英文想像中的「民主天堂」？   　　這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評估美國當前的「文化戰爭」。七月初，解放軍在西沙演習，美軍隨即派出兩個航空戰鬥群到南沙演習，在兩周內又進行第二次。隨後美國國務卿龐培歐發表「南海島嶼主權聲明」，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立刻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回應：「中國的兩百萬軍隊不是擺設，而是中國的鋼鐵長城；中國的東風導彈也不是用來打靶的，而是用來打野狗豺狼的；中國的核潛艇不是用來在海底旅遊的，而是用來打擊不速之客的；中國核武器不是用來嚇

唬誰的，而是用來自衛的。有誰想嘗嘗滋味兒，想好了你告訴我。」   　　這種回應方式正是本書第六章所提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相形之下，蔡政府對件事的反應卻是教人感到訝異不置。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臺灣成圍堵中國的代理人〉：   　　本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南海聲明」，一反過去美國對南海爭議「不持立場」的態度，明確支持二○一六年國際仲裁法庭裁定結果，認為九段線非法，且島嶼皆為岩礁，不得主張南海海域主權聲索。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美國的這個動作是「劍指北京」。問題是：這個聲明不僅認定目前有我國駐軍的「太平島」是礁非島

；而且否定了我國在一九四七年宣布「南海疆界」時所主張的「U型線」。嚴重損害我國主權，而蔡政府外交部竟然表示「歡迎」。   　　很多人對蔡政府的反應感到「不可理解」。其實蔡英文的對外政策有脈絡可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他的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很清楚地指出：由於美、中兩國都已經擁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面對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最有利的策略，是採用「圍堵政策」，自己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用「隔岸觀火」的計策，支助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替他打「代理戰爭」。   　　米氏說得非常清楚：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實力不足以對抗中國，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

，不會無條件地配合美國，所以圍堵中國並非長久之計。他大概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不計代價的替美國打「代理戰爭」。   　　二○一九年十月，蔡政府宣布編列二千五百億預算，採購六十六架F-16V型戰機，平均一架要價三十七．八億新臺幣，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公布的第五代匿蹤式F-35A戰機，每架只要二十三．七億。給臺灣的舊型F-16V每架價格竟然貴了十四億！   　　蔡英文發表就職演說那一天，蓬佩奧宣布售臺十八枚MK-48重型魚雷，每枚一千萬美元，價格比三年前賣給海軍的同批魚雷，貴了將近一倍。外交部長吳釗燮同樣二話不說，非常大氣的表示「歡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幹過中央情報局長，有人說他是「把國

務當特務幹」。他費盡心思要在亞洲找可以幫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沒想到臺灣竟然願意出人出錢，高價向美國軍火商購買「堪品」，甚至「廢品」，現在連領土主權都可以雙手奉上。   　　臺灣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嗎？蔡政府隨著蓬佩奧的「魔笛」起舞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重新出版其《大國政治的悲劇》，特別加了一篇附錄〈向臺灣說再見〉。「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當臺灣付出一切代價，最後的結果卻是「真心換絕情」，那才是真正「大國政治的悲劇」。   　　二○二○年七月底，李登輝跟王曉波同一天過世，我在《中國時報》上又寫了一篇〈李登輝．王曉波．中庸之道〉：   　　七月三十一日

清晨，王曉波逝世。當天晚上，李登輝也跟著走了。這兩個人代表了臺灣政治光譜上「統」、「獨」兩個極端，他們過世後，媒體的報導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對於臺灣前途和兩岸関係的未來，他們在我們心理力場上所産生的張力，卻應當等量齊觀。   　　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王曉波。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基層軍官，母親章曼麗卻參加共產黨，來到臺灣後，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槍斃。我經常聽他談起幼時生活困苦的情形，說他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因此在兩岸關係方面，他主張「和平統一」，而被人認為是臺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開始推動「敎改」。這是臺灣從「四

條小龍之首」跌落雲端的開始。翌年，我出版《民粹亡臺論》，批判他的「黑金政治」，臺灣內部的統獨對立從此浮上枱面，而日益尖銳。   　　在我看來，「統一」的最大障礙在於兩岸社會和文化的鉅大差異。二○○五年我出版《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主張統一之前，雙方先面對「一個中國、兩個憲政體制」的客觀事實，「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中共必須彌補「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傷痕；臺灣也不必刻意搞「去中國化」，造成下一代人的認同混淆。   　　二○○七年，我託朋友送了一本《一中兩憲》給李登輝，當時並不期望他會有所回應。不料翌年八月，竟然接到他辦公室的電話，邀我到他挹翠山莊的住處，和他單獨談了兩個小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

「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嗎？」除此之外，他最在意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會面時他送了我三本有關於他自己的中、英、日文著作，其中一本的題目是《細道之奧：誠實自然》，很明顯的是他希望以「誠實自然」走入自己的「細道之奧」（深處）。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很感性地說，他最近很喜歡一首源自印弟安人的「千風之歌」。他並且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將它的歌詞譯成中文：「不要在我墓前哭泣，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離去。我已化為千縷微風，守護著你，守護著這塊土地。」   　　事後，李登輝並沒有公開提倡「一中兩憲」。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餘生》主張的是「兩國論」。蔡英文上臺前，動員青少年學生，發起「反課綱運動」，當時

敢於挺身而出，「橫眉冷對千天指」，抗拒這股民粹狂潮的人，唯有王曉波一人而已。   　　王曉波的堅持和勇氣，代表中國人民歷經滄桑後覺醒的民族主義。現在李登輝的「餘生」已經走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登輝的情感其實只是想要激起一股「民粹主義」而已。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臺灣的最佳選擇，就是「一中兩憲」的中庸之道。蔡英文在臺灣已經執政這麼多年，應當不難看出這麼簡單的道理吧？   　　總而言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史觀」，幫助中國知識分子看清楚未來大家該走的方向。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潛龍」一詞取自《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所謂「潛龍」，具有兩層意義，一是指中、美「文明

對抗」格局之下的中國知識菁英；其次是指中國知識菁英構成的群體應當持有的「勿用」心態。先談前者。 第一節　「內明」與「借光」 一九九一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被「邊緣化」。他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

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我們可以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這種「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黃光國，二○一一），「自我」（self）處於外方內圓圖形中兩個雙向箭頭之中心：橫向雙箭頭的一端指向「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

一端則指向「知識」（knowledge）或「智慧」（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person），向下的一端指向「個體」（individual）。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五個概念都有特殊的涵義，都必須作進一步的分疏。 上述理論模型與本書之論述最有關連的兩個概念，是「知識」和「智慧」。今天在中國及世界上大多數高等院校中所傳授的「知識」，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產品，是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人以「二元對立」的「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建構出來的，所以余英時說：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

探討日本薄型電視市場中夏普的行銷策略

為了解決撤退理論舉例的問題，作者王鵲雅 這樣論述：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在日本薄型電視市場中佔了相當高比例的夏普作為對象，探討夏普是如何將經營戰略集中在電視產業中並使用有著商品化和品牌理論的相關理論來做說明。具體來說，先說明日本的薄型電視市場的動向，再整理出以商品化及品牌策略相關的戰略，並以夏普的行銷策略為主進行分析。 本研究的舉例對象，除了以夏普為中心之外，也會簡單說明包含索尼及松下電器等等在日本薄型電視市場中現況。案例的描述主要是以日本國內的專業雜誌（『日經商業』、『週刊DIAMOND』等等）、專業書籍、雜誌、新聞報導（『日經產業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等）、各家企業發表的聲明及技術資料等等來做說明。 本研究以夏普為案例

研究，探討日本薄型電視市場中的未來走向。希望藉此研究報告能作為業界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