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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後中共對外宣傳系統的組織與策略：軟實力研究途徑分析

為了解決112新生贈書的問題，作者姚科名 這樣論述：

摘要　　近年，中共開始運用各種人員、新聞媒體對全球發起魅力攻勢，希望透過增加自身媒體的覆蓋率來發揮軟實力與公共外交影響力，以便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並取得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話語權和地位，同時「被動地」反擊來自西方及其媒體的「造謠」與「誣衊」。　　然而，歷次驅動外宣工作方針變革的因素並非來自外部，而是由中共政權內部的政治需求所主導。外宣工作體系亦遠比表面上還複雜，商業化、本土化和客製化的外宣策略更是讓中共的外宣機器成為遊走海外、控制各國輿論的巨靈。而中共的軟實力與公共外交不同於奈伊的吸引力和雙向溝通概念，其外宣系統也經常仰賴宣傳、對抗和競爭來洗腦贏心或散佈意識形態。　　本研究梳理、分析了可供

中共運用的文化、制度和外交政策軟實力，發現外宣系統的魅力攻勢亦非無堅不摧，其在歐美、東北亞和東協國家的外宣努力皆未能爭取到良好的感覺，而這些地區的中國威脅論也持續有升溫、升級的趨勢，顯見外宣成效遠不如中共的預期。即便如此，中共在外宣工作的努力依舊給各界諸多啟示，特別是中共外宣系統所面臨的困境，正好折射出我國的軟實力優勢所在，其外宣策略亦能給我國的國際宣傳工作提供諸多借鑑。

作家符號．展示．場域：鍾理和紀念館

為了解決112新生贈書的問題，作者張郁璟 這樣論述：

　　本文以鍾理和紀念館為研究對象，探討文學論述、電影敘事、展示政治、文化場域和地方社群之間彼此交織的過程，及其反映出的文化意涵。鍾理和作為台灣1950年代的重要作家，自1970年代開啟作家經典化工程，歷年來透過全集出版、電影改編和作家紀念館等方式，確立台灣文學經典作家的地位，其發展歷程恰好反映出台灣近三十年來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變動，也是我們另一種認識台灣文學的途徑。同時，紀念館透過長年的在地深耕與跨界連結等方式，使其作為美濃社區博物館的一環，發揮著不同於其他文學館舍的社會職能。近年來台灣的文學博物館舍有快速增加的趨勢，鍾理和紀念館恰好提供我們一個反思文學、文學館舍如何參與當代社會的具體案例。

　　本文依序從三個層面推進分析，第二章首先重新耙梳台灣與中國學者的鍾理和經典化歷程和各階段的研究特點，觀察鍾理和如何因其特殊經歷與作品文本吸引兩岸學者的關注，並大致形成兩種作家符號與敘事，即追求台灣主體性的本土論述，以及強調兩岸左翼與民族統一的統派論述。第三章重構鍾理和紀念館發展史，透過對展示政治的剖析，指出紀念館主要以去殖民的台灣本土化典範為敘事史觀，然中期與近期展示在敘事手法上存在著顯著差異。中期展示積極訴求觀者的情感認同，召喚台灣民族主義，近期改為凝鍊化的中性話語，大幅開放作家符號的詮釋邊界。第四章則進一步分析蓄積了豐富文化象徵資本的紀念館場域如何發揮文化影響力及其效應。紀念館分別透過文

學營、文學地景和各項文化再生產等實踐拓展、活化和傳播作家符號，深耕地方社群與人才培育，並延續自美濃反水庫以降的社區意識與生態保育，形成小而穩健的民間文化基地。上述研究成果顯示，歷經從強調中華文化正統、台灣本土化運動到今日多元文化與族群共存的社會，鍾理和紀念館的作家意象與館舍定位也與時俱進，其研究案例在當代台灣別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