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學學制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特價商品、必買資訊和推薦清單

走讀明治維新(2冊一套)

為了解決英國大學學制的問題，作者牛奶杰 這樣論述：

　　走過歷史，走過亂世，看日本如何脫胎換骨 　　日本古代大名，居然得趁出差時沿路賺外快？ 　　北海道差點獨立，為什麼？ 　　小漁村，如何變身洋房林立的神戶大港？ 　　扭轉日本命運的「松下村塾小屋」是什麼？都是誰在讀？ 　　現今河豚大縣，在明治維新中超級重要？ 　　今日日本豐富精彩的傳統文物從何而來？ 　　其實喜歡日本的你 一直都在明治維新的歷史軌跡中穿梭 　　西元2018年，干支戊戌。這是日本進行「明治維新」改革150年週年的時間點，同時也是大清帝國「戊戌變法」的120週年。這兩項同樣源自政治中央、意圖進行全面改革的措施，一則大鳴大放、一則僅103天便黯然收場，從此改變兩個東亞國家的命

運。 　　一百五十多年前，原本自我封閉孤立於世的東亞島國，從被來自太平洋彼岸的黝黑船艦突破做為起點，緊接著，改革的浪潮排山倒海、規模宏大，它重塑了日本的風貌，也日漸奠基出今日大家所喜愛的日本風貌。 　　現今蓬勃日本的面貌 　　源自於明治維新時期的哪一項建設或舉措？ 　　懂得愈多趣味愈多 　　‧武士刀──男子漢們的夢想 　　明治新時期為進入文明法治社會，不允許斬殺他人之必然要求，1876年頒布了廢刀令，但普遍引起武士們的不滿，甚至有激化反叛與誘發西南戰爭的影響。對武士刀有興趣的玩家，可前往上野東京國立博物館本館、東京澀谷的刀劍博物館參觀。另外，甫於2017年開幕的銀座新購物地標GINZA

SIX 6樓，也有武士刀的主題專櫃，遴選相關書籍雜誌，並陳列展示武士刀的。 　　‧穿越時空──重現明治時代遊行隊伍 　　每年10月22日舉辦的「時代祭」，為京都的三大祭典，遊行隊伍會從京都御苑出發，前往平安神宮。參與成員會由打扮為明治時代維新勤王的志士打頭陣，接著往古時回溯，有德川幕府的上洛隊伍、織田信長的上洛隊伍，最後是延曆時代室町洛中風俗的隊伍（相當於平安京創建時）等等，相當有趣。 　　‧從浮世繪看當時人們對異世界的觀點 　　位於神奈川條約簽屬地點的「開港資料館」，保存許多幕末到昭和初期有關橫濱發展史的歷史文件，日方民間當時的浮世繪圖畫中，多將派里等異國人繪為飛禽走獸，猶如現今語異星生

物第三類接觸的遐想！ 　　‧源自明治時期至今屹立不搖的名店、美食 　　日本最早販售鯛魚燒的創始店──麻布十番「浪花家」；以天然柑橘加工製成「夏蜜柑丸漬」聞名的幕末時開業的老店「光國本店」；幕末時躲過鳥羽伏見之戰砲火的笠置屋──今日家喻戶曉清酒品牌月桂冠的前身。 　　‧歷史人物與現代建築的結合──坂本龍馬 　　坂本龍馬，是幕府末期推動維新革命中扮演重要腳色的劃時代人物，在國內外都有不少的擁護者。喜歡龍馬的朋友 不妨安排一趟四國高知桂濱海的「龍馬紀念館」之旅，在造型前衛如太空船的館內一覽龍馬生平，並探訪樹立海邊的龍馬雕像地標。 　　‧重新完整呈現日本最北網走監獄 　　1890年（明治23年）

明治時期的北海道獄政制度 廢止了不合理的強制勞動作法 　　位於日本最北位置的網走市 網走監獄博物館 名氣相當響亮 將原本的木造牢房與相關設施從監獄腹地內移築到博物館園區，成為對民眾開放的觀光設施。 　　‧不一樣的日本遊──國家重地日本銀行 　　1882年成立的日本銀行，統一了紙鈔的發行權，並正式將紙鈔發行改為金本位制，令金融秩序與國際匯價更加穩固。儘管日本銀行是敏感的國家重地，但仍有規劃讓民眾參訪的行程。其一得事先預約，每趟參觀約1小時，著重於讓參觀者認識日本銀行；另一種簡易的參觀則免預約。 　　細細品味歷經滄桑、繁華的維新趣事 　　3C聖地秋葉原來竟是蔬果集散地！ 　　你去過「銀座」，但

你知道「金座」和「銅座」嗎？ 　　日本庶民美食紅豆麵包的出現，歸功於武士的廢除 　　吳服店，如何變身現今聞名的百貨公司？ 　　馬拉著火車在鐵道上跑？這是什麼狀況？ 　　牛奶，居然曾經只有貴族喝得起 　　跟著牛奶杰看天皇行幸各地 　　交通建設 民生政策 工商發展 船堅砲利 其他長遠影響 　　歷史向來不只是過去的事， 　　是和現在的一切息息相關的事 　　日本文化原來如此 　　‧江戶時期日本完全沒有鐵道建設 　　現在大家對日本旅遊的印象，大多會覺得交通很方便鐵道四通八達。儘管日本現在的確是鐵道大國，但在江戶時代其實是完全沒有鐵道與火車營運的，目前的路網規模，都是啟動明治維新後才開始發展的成果。

　　‧你去過「銀座」，但你知道「金座」和「銅座」嗎？ 　　銀座在江戶時代就是熱鬧的街區，地名由來是幕府在此設立銀幣的鑄造所，而通稱為銀座（同理，其它地方還有金座與銅座）。當局在1869年（明治2年）修改江戶時期的舊町名，正式將此地編為「銀座一丁目」至「銀座四丁目」。 　　‧日本庶民美食紅豆麵包的出現，歸功於武士的廢除？ 　　武士木村又兵衛在失去身份地位後，被安排前往長崎學習製作麵包。學成後，開設了麵包店，其次子並研發出紅豆麵包，但當時吃麵包的平民很有限，市場反應並不熱烈。後來是趁著明治天皇在公園賞花的機會，將紅豆麵包獻給天皇，才一舉打響了這款麵包的知名度，廣受人們矚目。 　　‧大阪通天閣

原來是重製品 　　現在看到的大阪通天閣原來是第二代重製品，通天閣第一代在二次大戰時燒毀，並響應響應政府「捐鋼鐵報國」的政策，將鐵塔拆除交由軍方處置。 　　‧土佐稻荷神社的神紋=三菱集團「三片菱形」的著名商標 　　土佐稻荷神社所在地的北堀江這一帶，在江戶時代為土佐藩的倉庫群，明治初年讓渡給彌太郎，被視為三菱財閥乃至現在的三菱集團發祥地。有趣的是，三菱集團「三片菱形」的著名商標，也是土佐稻荷神社的神紋。玩家到此一定要睜大眼仔細找找！ 　　‧「明治」食品原來發跡於台南 　　如今已成為日本業界大樹的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在1906年12月成立之初，其實總社與工廠是設於台灣台南麻豆的總爺糖廠。戰後，他們

在台灣的糖廠如同其它業者撥交給台糖，在日資產繼續由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經營。成為當初從台灣起步、如今在日發揚光大的「灣生企業」！ 本書特色 　　從日本旅遊中探索明治維新的足跡，明治維新之於日本的重要性， 　　說是使其奠基為今日全方位之強大也不誇張。 　　你一直以來喜歡的日本文物、建設、風土民情， 　　或許或多或少也承襲於這個具劃時代意義的現代化革新， 　　當我們將目光焦點集中在最新最好玩的事物上時， 　　不妨也放大旅遊觀點，深入歷史文化蘊涵的百般況味。

英國大學學制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應用一人一故事劇場促進社會正義 — — 以臺灣劇團「光腳的愛麗絲」演員訓練爲例

為了解決英國大學學制的問題，作者崔明懿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正義、性別議題如何實際應用於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劇團演員培訓。本論文的研究問題為社會正義、性別議題，實際運用與操作在戲劇與劇場中的過程與實踐爲何？在融入社會正義、性別議題之戲劇與劇場中，對於演員的培訓策略與方式爲何？融入社會正義、性別議題之一人一故事劇場，對演員之影響爲何？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中之個案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向研究對象光腳的愛麗絲劇團中四位團員，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並參照既有文獻，統整出本研究之三個結論：一、戲劇與劇場適合作爲促進社會正義、性別議題之媒介；二、一人一故事劇場融入社會正義、性別議題的演員訓練三個關鍵要素，包括人格特質與角色、肢體與情感、相關知識

與倫理；三、融入社會正義、性別議題之一人一故事劇場，對劇團團員有著正向影響。本研究的貢獻為，在全球學術研究中，强化戲劇與劇場在促進社會正義、性別平等之論述；在具體實踐中，對於融入社會正義與性別議題之一人一故事劇場，提出臺灣劇團演員培訓之策略。關鍵字：社會正義、性別議題、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員訓練、性別平等

「國際傳播」國際化

為了解決英國大學學制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當世界變成美國放大版 傳播媒介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國際化」銜續「去西方化」重啟傳播新起點 　　「本書匯聚一群耀目的學術明星，共同反思國際傳播領域方法和理論的主要路徑，尤其是整個傳播領域如何『去西方化』。公平言之，《「國際傳播 」國際化》允稱一部獨特的書。」——哈林（Dan Hallin）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 　　傳播研究是美國文化的產物，後來逐漸擴散到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成為支配性的觀點與範式。《「國際傳播」國際化》從世界主義的精神出發，一方方面反對西方文化霸權，一方面拒絕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以多元文化的對話促進境界交融，和而不同，猶如一首由各種聲音交錯組成的交響樂。 　　李金

銓教授長期關注國際傳播學，綜合四十年的學術生涯經驗，與國際全方位視野編著此書。沒有老調重彈，沒有虛晃一槍，以嚴肅的態度發表真知灼見，呈現智慧交鋒火花，提供華人學術社群一個提高文化自覺的新契機。   編者簡介 李金銓（Chin-Chuan Lee） 　　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國際傳播、媒介政治經濟學、媒介與社會、新聞史，以及傳播的社會理論。在學術道路上矻矻求索四十年，以歷史脈絡為經，以全球視野為緯，穿梭傳播學的時空脈絡遠近縱橫。2014年獲頒國際傳播學

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費雪導師獎（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2018年獲頒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終身成就獎，2019年獲選國際傳播學會會士（ICA Fellow），同年獲頒中國新聞史學會卓越學術獎。 作者簡介 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 　　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榮休校聘教授（Trustee Professor），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榮休教授。著述極富，近著包括The End of Tel

evision? （與培迪•斯堪諾合著）、Media Events（與丹尼爾•戴楊合著）， The Export of Meanings（與塔瑪•利比斯合著）及Personal Influence（與拉查斯菲合著）五十週年紀念版。曾獲得根特、海法、蒙特利爾、巴黎、羅馬、布加勒斯特、魁北克和西北等多間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張讚國（Tsan-Kuo Chang）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台灣交通大學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榮休教授。曾獲得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AEJMC）國際傳播分會傑出貢獻獎（2005）。先後出版三本學術著作，並在《傳播研究》《國際輿論研究學刊》《新聞/

政治國際學刊》《傳播學刊》《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新媒體與社會》《政治傳播》《輿論學刊》等英文學刊發表數十篇論文。 揚．瑟韋斯（Jan Servaes）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榮休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麻塞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傳播與可持續社會變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講席教授。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Elseevier）學刊主編，「傳播與發展和社會變遷」「傳播、全球化與文化認同」叢書主編。在國際與發展傳播、信息傳播科技與媒介政策、語言與跨文化傳播、參與與社會變遷、人權和衝突管理等領域著述眾多。近著包括Substainability, Partic

ipation, and Culture in Communication（2012）。 保羅．曼西尼（Paolo Mancini） 　　意大利佩魯賈大學制度與社會學系教授，傳播學專業和社會與政治理論博士項目負責人。曾任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研究員。英文著述包括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與大衛•斯萬森合著）和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與丹尼爾•哈林合著），並與丹尼爾•哈林合編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

ern World。 邁克爾．柯廷（Michael Curtin） 　　加州大學厄聖塔芭芭拉分校電影與媒介研究系全球研究Mellichamp講席教授，卡西-沃爾夫中心媒介產業項目負責人。先後出版或主編American Television Industry（2009），Reorient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dian and Chinese Media beyond Borders（2010），Playing to the World’s Biggest Audie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ilm and TV（2

007）等多種著作。主編英國電影協會出版的國際電影產業叢書，曾任《中華傳播學報》（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聯合主編。 亞普．範欣內肯（Jaap van Ginneken） 　　曾任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學院及傳播系副教授，目前定居南法尼斯，獨立著述。研究和寫作橫跨兩大領域，一是國際傳播和電影產業，相關著作包括Understanding Global Media（1998）和Screening Difference（2008）；另一是群體心理學和動力機制，相關著作包括Crowd, Psychology, and Politics（1992）, Col

lective Behavior and Public Opinion（2003）, Mass Movements（2007）, Mood Contagion（2013）和Political Hubris in Western Leaders（2014）等。 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 　　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博士，曾任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教授，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英文學刊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創刊主編之一。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國際傳播等領域著述甚豐，近年的研究聚焦轉型社會媒介體制的比較研究。 西爾維奧．瓦斯博德（Silv

io Waisbord） 　　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曾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近著包括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News and Journa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2013）,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2014），Communication: A Post-Discipline（2019）等。 朱迪．波倫鮑姆（Judy Polumbaum）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

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榮休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訪問教授（2012-2013）。擁有報章報導、2013雜誌新聞和攝影新聞等領域的訓練和背景，研究興趣包括當代中國新聞業、表達自由、媒體與文化互動。 張隆溪 （Lonxi Zhang） 　　哈佛大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曾任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在比較文學等領域著述豐富，中英文著作包括The Tao and the Logos（1992）,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

dy　of　China （1998）,《走出文化的封閉圈》（2000）、《中西文化研究十論》（2005）,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2007）等。 羅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社會學博士，紐約大學媒體、文化與傳播系系主任、教授。曾在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挪威等國任訪問教授。出版專著Shaping Immigration News: A French-American Comparison （Cambridge, 2013），在比較媒介體制和場域理論等領域發表數十篇論文。與馬修•鮑爾

斯（Matthew Powers）合著Public Media and Political Independence（2011），與艾瑞克•內維爾（Erik Neveu）合編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2005）。目前的研究聚焦商業、公共和公民社會媒介所有權的運作邏輯。 彼得．達爾格倫（Peter Dahlgren） 　　瑞典隆德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榮休教授。從晚期現代社會與文化理論視角研究媒體與民主，尤其是民主參與與數字媒介的關聯。活躍於歐洲學術網絡，曾在歐洲和美國多間大學擔任訪問學人。近著包括The Political Web （2013）, M

edia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2009），合編Young People, ICTs and Democracy（2010）。 阿爾溫德．拉賈戈帕（Arvind Rajagopal） 　　紐約大學媒體、文化與傳播系教授。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主編The Indian Public Sphere（2001），發表著作包括Politics after Television （2001出版，榮獲亞洲研究學會2003年庫馬拉斯瓦米圖書獎）及其他三部書。 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也曾擔任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撰寫專著《去

殖民化殖民：印度全球化的文化政治》。 譯者簡介 李紅濤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挪威奧斯陸大學兼任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媒介社會學。出版合著《記憶的紋理》，在中英文期刊發表30餘論文。 黃順銘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學教授，青年長江學者，兼任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榮譽社會學、新聞社會學、新媒體與社會等。 陳楚潔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媒介社會學、數字新聞業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至今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

聞界》等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 宋韻雅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副教授，人工智能與媒體研究實驗室主任。曾任康奈爾大學客座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國際傳播，線上社會網絡、新聞學研究。 袁夢倩 　　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研究員，入選江蘇省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計劃「雙創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史丹佛大學、多倫多大學訪問學人。研究方向為媒介文化研究、口述歷史與社會記憶、城市傳播與社區營造、當代中國文化政治。   中文版序／李金銓   國際傳播的國際化：反思以後的新起點／李金銓 逛櫥窗：論「國際傳播」的國際化／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 超越拉查斯斐：國際傳播研究及

其知識生產／張讚國 超越現代化和報刊的四種理論／揚•瑟韋斯（Jan Servaes） 新聞業的專業模式：在同質化與多樣性之間／保羅•曼西尼（Paolo Mancini） 「媒介首都」生成的條件——全球媒介的地方情境／邁克爾•柯廷（Michael Curtin） 好萊塢不朽的生命力：「帝國冒險」類型與《阿凡達》／亞普•範欣內肯（Jaap van Ginneken） 重啟國際傳播「帝國的維度」／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 「去西方化」與世界主義的媒介研究／西爾維奧•瓦斯博多（Silvio Waisbord） 在地經驗，全球視野：國際傳播研究的文化性／李金銓 把「媒介生產」理論化為准

自主場域：中國新聞研究再評價／朱迪•波倫鮑姆（Judy Polumbaum） 翻譯，交流與東西間的理解／張隆溪 公共領域、場域與網路：去西方化世界中的西方概念？／羅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 世界主義與國際傳播：理解公民社會行動者／彼得•達爾葛籣（Peter Dahlgren） 後殖民視覺文化：基於印度的討論／阿爾溫德•拉賈戈帕（Arvind Rajagopal）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序 　　傳播研究是美國文化的產物，後來逐漸擴散到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成為支配性的觀點與範式。本世紀初，英國學者柯倫與韓國學者朴明珍首發其端，編撰一本書，名曰《媒介研究的去西方化》（Cu

rran & Park, 2000），我有幸參與其中。隨後也有若干零星的聲音呼應之。 　　「去西方化」以後的下一步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要「國際化」。 　　本書取名《「國際傳播」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因為主流的「國際傳播」並不太「國際」，實質上只是「美國」的「國際傳播」，而不是「國際」的「國際傳播」，也就是大抵透過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中產階級學者的瞳孔看世界，於是世界變成了美國的放大版。我們共同的願望是把國際傳播真正地「國際化」。一旦國際傳播國際

化，整個傳播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國際化了。 　　「國際傳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旨趣何在？容我從幾方面簡單闡述，可以說是殊途而同歸： 　　第一，《論語》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劉殿爵先生把這句話譯為「The gentleman agrees with others without being an echo; the small man echoes without being in agreement.」 （見Confucius, 1979: 122）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判斷，姑不置論，但echo（回聲）一字譯得甚妙。國際傳播不能獨尊某種觀點，要求其他人、其他國家或其他文化跟著附和，而

是必須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下求同存異，不斷溝通對話。 　　第二，著名古典音樂指揮家巴倫波恩說：「你要保存極端（的聲音），但要找到聯繫，隨時找到聯繫，這樣會有一個有機的整體。」（Barenboin & Said, 2002: 69）樂團的生命力來自各種聲音有機的聯繫，而不是抹煞、壓制或取消刺耳的聲音，交響樂本來就是各種不同的樂器和音調的矛盾統一。管見以為，巴洛克的賦格（fuge）形式以同一音調在不同音階同時展現，彼此獨立自主，而又相輔相成，對國際傳播—通過合作和競爭達成深度的瞭解—尤具啟發的意義。 　　第三，正如闡釋學大師高達美（Gadamer, 1999）提出「視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s）之說，打破中西二元對立。各種文化傳統的交流，小則達到八百多年前管道升寫給趙孟頫《我儂詞》中說的「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大則從太極的「陰是陰，陽是陽」（文化自主）達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滲透交融）的境界。 　　第四，本書不斷強調「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精神，一方面反對「美國（或西方）就是世界」的文化帝國主義霸權，一方面也反對義和團式的文化民族主義。華人社會要爭取學術平等對話的權利，只能拿出實實在在的學術業績，這必須靠整個學術社群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不能靠口號式的吶喊、社論式的宣示或拍腦袋的囈語。 　　在我的學術生涯四十年中，一直關注國際傳播，從

《傳播帝國主義再商榷》（Lee,1980）開始，歷經《全球媒介奇觀》（Lee, Chan, Pan & So, 2002）、《中國媒介，全球脈絡》（Lee, 2003）、《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李金銓，2004），以至於《「國際傳播」國際化》（Lee, 2015）和《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李金銓，2019），可謂一脈相承，也是一以貫之。 　　《「國際傳播」國際化》英文原著由我任主編，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印行。本書緣起於我在香港城市大學邀請跨世代著名學者的「南北對話」。這些名家星光閃爍，來自美國、英國、印度、阿根廷、以色列、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和華裔，他們沒

有老調重彈，沒有虛晃一槍，而是以最嚴肅的態度發表真知灼見，甚至呈現智慧交鋒的火花。 　　本書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高端視野討論大問題，而不糾結於具體瑣碎的小課題，確信是一本國際傳播的重要著作，值得費神迻譯，以饗華文世界的廣大讀者。為此，我乃「徵召」李紅濤、黃順銘、宋韻雅、陳楚潔和袁夢倩等五位深具潛力的年輕學人，讓每人認領翻譯兩章到四章的「任務」。我有幸和他們誼兼師友，他們在教研百忙之中熱心共襄盛舉，令我十分感動。我也要感謝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無償讓渡中文翻譯版權，教育部「玉山學者」計劃資助出版，以及聯經出版公司精心編輯付梓。 　　譯事之難，沒有親身經歷無法充分體會。為了求「信」，我們首先要求儘

量貼近原文，不加不減；為了求「達」，我們要求適度砍掉「洋腔」。一方面不能「太不像」中國人講話，長句繞來繞去，文字生硬，令人望而生畏；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像」中國人講話，以致抹煞了原作者的個性、神態和風格。如此拿捏分寸，斟酌得失，實在頗費躊躇。我們決定分四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是譯者自校，第二步是譯者互校，第三步是譯者再度自校，最後我閉關一整個月，幾乎逐句根據原文校讀。這樣繁複認真的手續，但求滿足「信」與「達」的要求，「雅」則未敢相期。經此「一役」，我對卓越的翻譯家增添了幾分敬意。 　　期盼本書能為華人學術社群提供一個契機，共同提高文化自覺，並增進對國際傳播的貢獻。   好萊塢不朽的生命力：「

帝國冒險」類型與《阿凡達》亞普•範•欣內肯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我們見證了蘇聯、華沙公約組織與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解體，也見證了網路的興起，成為全球化的工具。隨之，「自由市場」的狂歡引發了一系列經濟泡沫，波及非西方的貨幣市場、網路股票市場和住房抵押貸款，最後二○○八年爆發全球信貸危機達到頂點。1如今，我們正目睹著巴西、印度和中國等新興力量迅速崛起。它們的崛起不是靠外國的「發展援助」(development aid)，而是因為這些國家足夠大而多元，能用本國的力量實現資本積累，提升生產力。主要問題在於：這些深刻的變革，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跨國╲跨文化╲跨種族的傳播和媒體的全球圖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

NESCO）架構內發動的「世界資訊與傳播新秩序」（NWICO）的爭論，早就因支配媒體的國家激烈反對而被擱置了：這些主要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及其親密盟國，有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富有的本國媒體市場。近年來終於崛起了一些重要的非西方媒體和媒體集團，但在各大洲流通的媒介材料幾乎仍來自西方世界。通訊社的電訊稿、辛迪加新聞、圖書與翻譯、連環漫畫與視頻遊戲、玩具人物和周邊產品如此，新聞圖片和影像資料、電視劇與電視制式，以及電影亦然。誠然，香港、孟買和其他城市已成為主要的電影中心，但是它們沒有什麼電影能在周邊鄰國，或在中印的海外僑民之外產生影響。探究這一趨勢的意涵，需要關注的不是另類電影，而是世界級大片（St

ringer, 2003）。這些大片有助於塑造全球信仰，以及對歷史、地理與社會的看法。IMDb網站提供了一個詳盡的電影資料庫，包括每一部電影上映期間「全球票房」收入的最新資料和其他資訊。其中羅列出了一份大片的詳盡名單。目前有三九○部電影在上映期間的票房收入超過二億美元2。下面讓我們進一步剖析。

留學生政策與國家發展之政治與經濟分析：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留學生為例

為了解決英國大學學制的問題，作者洪禎徽 這樣論述：

獎學金作為一種國家制度，會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去實現不同的（有時是有爭議的）功能，例如培養對國家的效忠程度（軍方獎學金）、建立對特定群體的照顧或特權（原住民子女獎學金）、鼓勵專業學科等。 本論文選擇以ASEAN中曾被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作為個案，探究一國關於公費留學生的制度性影響，特別是在哪些條件下公費留學生較有機會在母國公部門獲得重用或發揮所長；哪些因素影響一個國家留學生相關制度的設計，以及左右留學生海外學成歸國後能不能服務於公務部門並對母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本論文將採取個案研究，對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留學制度探索，描述在某段時期中什麼樣身分的人會因為獎學金的取得而前往特

定國家，以及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機構、規定及其它實際情況，以便瞭解一個國家留學獎學金制度的脈絡和實際運作，其中包含受領人返國後能不能在公部門發揮所學之專業，或者什麼身分或資格的人無法獲得這樣的獎學金。同時採用比較分析，同中求異的「同類型比較分析」，聚焦在這兩個國家如下的共同點：(1)均為ASEAN國家；(2)境內國民人口結構中都有相當比例的華裔，並且華裔人口對國家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3)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4)教育上同樣有複數語言的制度設計問題。 最後研究發現，新加坡本身就是一個「獎學金型的國家」。它出身寒門，卻懂得刻苦努力，更知道向何處尋求財源，讓自己脫貧。因為國家本身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政府對其本身有潛力的國民也同樣視如珍寶，因為人才就是新加坡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資源。成為國家後的生存壓力引導新加坡變成一個亮眼的國家。因為，沒有共同的過去（多民族社會只有各自的過去，但沒有共同的記憶），唯一能寄託的只有未來。除上述論及的生存壓力外，殖民期間英國所建構的新加坡「身分」也是星國獨立後需要專業公務人員的因素，而這點也恰恰好與馬來西亞不同。 馬來西亞全國的公務人員總數非常多，甚至在亞洲國家的排行上是總數最多的國家，但量多質不優反而成為發展上的桎梏。馬來西亞是一個存在明顯種族差別對待的國家，在公務人員的任免聘用和接受高教的機會與補助上，「種族」因素而不是「人才」因素成為政府考慮的重

點。馬來西亞的留學生制度更像是一個經濟資源重分配的機制，大馬政府藉由這個機制來保護或是維持馬來人在國家中的優勢，馬來西亞在可預期的將來，不會實質性修正公費留學生制度，即便國家的行政效能無法提升。因為，這是大馬政府為了國內政治穩定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新加坡是一個發展型國家，對於行政官僚專業能力求之若渴，特別是在一個有生存壓力的時空背景下。它與馬來西亞最大的差別在於，大馬沒有生存危機。馬來西亞政府當然也會希望自己可以有好的發展，但那只是次要目標，而不是首要目標。因為，如果國家發展的更好，但掌權的不是馬來人，大馬政府並不樂見其成。 新加坡對於本身多民族人口組成的認知比馬來西亞正確，導致兩

國在諸多相似的背景條件下，新加坡可以設計出有助於人才產出且為國家所用的制度。本論文的研究可以說展示了一種「制度成就菁英，進而決定國家發展」的情形，至少在新加坡的例子，這個論點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