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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黃宗儀所指導 洪偉傑的 自行車通勤政策的轉借與實踐──以台北為例 （2011），提出花蓮租機車ptt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自行車、台北、政策流通、都市治理。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林端所指導 李佩璇的 自行車的休閒化：休閒實作型式的象徵鬥爭 （2008），提出因為有 自行車、休閒化、象徵鬥爭、中產階級、布赫迪厄的重點而找出了 花蓮租機車ptt的解答。
自行車通勤政策的轉借與實踐──以台北為例
為了解決花蓮租機車ptt 的問題，作者洪偉傑 這樣論述：
自行車於近幾年在台灣社會所受到的關注，已經逐漸由休閒旅遊擴及都市通勤的範疇，但是當自行車通勤成為地方政府的交通體系改革政策時，自行車成為備受爭論的議題。本研究關注這些倡議改革都市交通的政策行動者問題化、進而嘗試改變當前台北交通體系的過程，探討台北都市交通議程轉變的過程中，政府規劃者、民間團體等行動者如何轉借其他城市與國家的自行車通勤文化與政策，以此問題化當前台北的交通體系，同時嘗試引介這些不同地方的政策作為解決方案。 從1997年開始，由地方政府交通規劃者嘗試推廣的自行車通勤政策，受到當時社會大眾並未將自行車理解為交通活動的影響，加上選舉政治的偶然，逐漸轉向休閒活動發展，間接促
成2007年的自行車休閒風氣。不過，由於同一時間市民社會對環境議題的關注，自行車通勤搭上自行車休閒的順風車，促使規劃者重新專注於通勤政策的推廣。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倡議團體持續引介國外的政策與論述，嘗試提出更廣泛的交通體系變革措施，但是受限於地方政策行動者的權限，以及中央政策必須顧及台北與其他地方在運輸體系上的差異，使地方政府的交通規劃者最終僅能著力於都市空間的改造。此外，即使是實質的自行車道規劃策略，由於交通體系的運具組成與政策生產的權力關係，使得其他城市的政策方案對台北的政策生產助益有限。此外，自行車通勤政策在2008年的推行，由於嘗試改變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並且挑戰了交通運輸場域中的供需原
則，引發廣泛的民眾批評，並且再次因選舉政治的壓力而修改政策走向。不過，規劃者並未放棄自行車道路網的設置計畫，而是技巧性地採取其他策略改造都市原有的街道環境。 台北整體的自行車通勤政策，在倡議的動機與理念上深受其他國家政策的影響，不過倡議者引介的政策方案，卻因為地方社會的特殊性，並未成為政策生產時實際參照的對象。儘管政策的生產並非完全仰賴學習其他地方的政策，但是政策移轉仍舊成為支持、反對政策的社會群體正當化自身立場的論述。而政策實行過程面對的困境在於，政府規劃者雖然看似握有實質的決策權力，但是卻又處處受到民意代表與媒體所中介的民意制衡。受限於上述政策生產的權力關係，規劃者對於政策目標與對象
的模糊界定，除了使政策未能直接回應政策支持者的實際需求，在不同政策定位下，對於特定生活形式的間接排除，則成為比起建構理想的城市生活更複雜而具爭議性的倫理問題。
自行車的休閒化：休閒實作型式的象徵鬥爭
為了解決花蓮租機車ptt 的問題，作者李佩璇 這樣論述：
本研究試圖以Pierre Bourdieu為主並輔以Norbert Elias、Eric Dunning與John Hargreaves等人的理論分析工具，透過歷史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來重新回答2007年單車熱何以興起、又帶來什麼樣結構性影響等問題。而2007年單車熱應被理解為自行車休閒化歷程中獨特的階段性成果，此時單車活動的「休閒」（而非通勤或運動）意涵得到了宰治性的地位，單車休閒更被型塑為一項受到眾人欲求的選擇。因而面對本研究的核心關懷，我們首先探問「自行車如何被休閒化」。通過歷時性的耙梳與分析，可以發現1950至1970年代臺灣出現了自轉車平民化的過程，與此同時，國家亦自196
0年代開始主導自由車運動的發展，作為廉價交通工具的自行車與作為體育競技的自行車之分離，則使得單車休閒運動空間自此萌生。而後於1980、1990年代的越野單車、踏板上的勇者與登山車等風潮中，則可見單車休閒運動空間中出現了朝向休閒化發展的趨勢。國家、自行車製造商與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等扮演著關鍵施為者的角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有意（或意外）地打造出單車休閒發展的供給條件，並切合了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的社會需求。接著，在確認1990年代臺灣社會已有基本單車休閒人口存在之後，我們則須回答「單車休閒的象徵位階如何被翻轉」的問題，亦即探問單車休閒何以成為臺灣中產階級成員最為推崇的休閒選擇之一。其中關鍵在於全國自
行車道路網的建設，以及在《練習曲》此一機遇性事件之後所帶來的大批文化中介者對於單車休閒所進行的象徵構作。而在這些文化中介者的描繪中，中產階級車友所經營出來的單車休閒生活風格，則被型塑為其他車友應當仿效的模範，由此才使得單車休閒的象徵位階得以翻轉。在此之後，我們則進一步關注「單車休閒實作型式如何深化階級區隔」的問題。並且發現一來單車休閒運動空間的邊界已由「通勤」與「休閒╱運動」的區隔轉變為「通勤」與「單車鑑賞」的劃分判准；二來新加入單車休閒行列的大批中產階級車友不僅拉抬了參與單車休閒的經濟門檻，也同時提高了投入單車休閒所需具備的美學鑑賞能力，由此則使得單車休閒運動空間出現了結構性位移的可能。最後
，除了以自行車「休閒化」的案例來與形態社會學「運動化」概念進行對話之外，在指出臺灣中產階級於自行車休閒化歷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後，我們亦試圖將此研究案例放置在消費社會的討論脈絡下，並且歸結出臺灣中產階級兩項特殊的階級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