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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

為了解決窮兵黷武黷意思的問題，作者陳進金 這樣論述：

中國古代因幅員遼闊、山川阻隔，與交通不便等因素，中央政府的權力和影響力，很難有效地深入地方基層。但受傳統政治文化中「大一統」思想觀念的影響，秦漢以來的歷代政府，大都採取中央集權政策，防止地方勢力的發展。儘管如此，地方對抗中央的情形仍屢見不鮮，唐末的藩鎮之亂、清初的三藩之亂即為顯例。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是革命黨人長期活動的結果，但能把武昌之役的突發性、孤立性，轉化為穩定性、全國性的發展，係由於各省區地方勢力的紛紛響應。故辛亥革命，亦意涵著晚清以來地方利益和中央集權相衝突的結果。 民初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重建中央集權，遂引發贛寧之役和反帝制運動，也可以視為地方對抗中央的表現，及至1916

年袁卒後，逐漸演變成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 民初的軍閥，重要的派系先後有皖系、直系和奉系，皆以武力為後盾而操持國政，彼此爭戰不已；故軍隊不僅不能用於國防，反而成為軍人政客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是當時軍事上的一種特徵。 由於軍閥的窮兵黷武，使民國政局動盪不安，從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發展；此外，帝國主義國家亦透過貸款和武器援助的方式，與某些派系軍閥建立關係，藉以在中國攫奪利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快地由學生擴展到廣大的民眾； 民眾的最大願望是透過統一，來實現民族主義，而不是繼續分裂的地方主義。 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勢力的日益增高，與此背景有著密切關係。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目的在掃除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以建立統一的政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出師的意義〉一文中，即有詳細的說明。 但北伐之初國民革命軍共八個軍中，除第一軍由黨軍改編外，其餘各軍則分屬湘（第二、六、八軍）、滇（第三軍）、粵（第四、五軍）、桂（第七軍）軍系統，地方色彩頗為濃厚。 其後在北伐進行中，許多地方軍閥紛紛加入國民革命的行列，但仍保留其原有編制，也沒有更換重要將領，只是換一個新的番號而已。薛立敦（James E. Sheridan）認為：以這種方式收編的部隊，並非真心獻身於國民革命事業，而僅僅是為了保存自身的實力；他們雖然改變了身分，但仍是不折不

扣舊軍閥的隊伍。是以，1928年12月東北雖易幟，中國雖然達成統一，但「殘餘的軍閥主義」（residual warlordism）依然存在，國民政府仍無法完全控制擁兵自重、割地自據的地方軍人。 有鑒於此，為了抑制地方軍人勢力的發展，使國家建設能步上軌道；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於1928年12月10日在中央黨部講〈北伐成功後最緊要的工作〉時，即特別指出：我們中國內部，尤其是本黨黨員個個要能夠明瞭主義，共同一致來擁護中央，服從中央的命令；個個武裝同志能犧牲個人的地位權力，奉還中央，完全由中央來統一財政、軍政。 尤其是蔣氏鑒於十餘年來民生凋弊，社會紛亂，國勢日蹙，皆由於兵額過多，軍費

過鉅之故，乃決心裁減軍隊，實施國軍編遣。翌（1929）年元旦，國民政府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召開國軍編遣會議，準備從事部隊縮編，乃引起地方軍人的猜疑，認為政府藉以削弱其軍權，遂有一連串反抗中央的行動。 使北伐後形式一統的局面，維持未及一年，內戰再起，郭廷以曾對上述情形評論云：「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為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不及一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為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上。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就在「中央求統一」、「地方反獨裁」的爭執中，1930年初掀起一場民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內戰，史稱「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係由閻錫山（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馮玉祥（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李宗仁（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結合，與南京蔣中正（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相對抗的一場戰爭。大戰期間，閻錫山等聯合國民黨改組派汪兆銘、陳公博和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召開另立國民黨黨統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該會議不僅通過宣言、起草約法，並且組織了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峙。以往囿於黨統觀念，北平擴大會議未被國民黨史所承認 ，其所成立的國民政府也被視為「偽」政府 ，閻、汪等人甚至被指為「叛亂集團」 。然自民國肇建以來，不乏因內部動亂或外力介入，導致政權分裂，形成「一國兩府」或「多國多府

」的局面。 若完全受正統觀念的制約，則自1917年起，孫中山在廣州相繼成立的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府、國民政府，與當時代表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並存，就應該被視為「偽」政府了。是以，本文即希望跳脫傳統正統觀的束縛，正視當時中國南北分裂的政治現實，給予擴大會議和中原大戰適切的論述。 本文以「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為研究主題。所謂「地方實力派」，大陸學者謝本書、牛鴻賓認為有其特定涵義，係指：「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後方，控制著一定地盤，掌握著可觀軍隊，具有相當的實力，進行著反抗日本侵略勢力的鬥爭，而又不屬於蔣介石中央嫡系的地方軍事（或軍政）領袖及其派別。」 事實上，北伐後的閻錫山、馮玉祥

、李宗仁，甚至是東北的張學良和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等地方軍事（或軍政）領袖們，也控制著一定地盤，掌握著可觀軍隊，具有相當實力，名義上雖隸屬中央，卻又不是蔣中正的嫡系，故亦可逕稱為「地方實力派」。因此，地方實力派並非專指抗戰時期，而林能士、楊維真已曾撰文探討抗戰前川、滇、黔三省地方實力派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至於本文不使用「軍閥」一詞，主要是考量「軍閥」常含有負面、輕蔑和非難的意思，為求客觀中立故不稱「軍閥」。其實軍閥政治並非1928年後即告結束，只是其權力關係和行動法則已有所不同。 如果以軍隊私有、與中央政府關係若即若離，以及控制著一定的地盤等來定義「軍閥」， 那麼北伐後的「地方實力派」，與

民初的「軍閥」並無多大差別。 1928年後的中國，大致形成南京、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瀋陽等六個軍權中心。 作為中央領袖，南京中心的蔣中正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曾希望整合地方勢力，首先是讓具有地方權力基礎的菁英，以個人身分進入中央政府任職；例如任馮玉祥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閻錫山為內政部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李濟琛為參謀總長。 此舉地方實力派人物認為藉以架空地方領導人的勢力，即傳統所謂的「削藩」。其次，蔣中正也試圖透過軍權和黨權的中央化，來重建中央集權，前者即為實施國軍編遣，後者則為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但無論是傳統的「削藩」，或軍權、黨權中央化，其收效均甚微，地

方割據的基本政治格局，依然存在，也埋下日後政局動盪不安的因素。 尤其是國民黨三全大會，使黨內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被擯斥於外，國軍編遣又引發地方軍人的武力相向，形成所謂「地方以武力對中央，中央亦以武力對地方」的現象。以往學者每論及中原大戰，輒視之為地方軍人或舊軍閥的反動，較少討論南京中央的角色。故本文另一個目的，即在透過這一場戰爭來瞭解1928年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並檢討以武力達成政權統合方式的利弊。 事實上，藉用武力方式來統合政權，無論成功與否，均難以達到真正的完全統一。而且由於長期內部的戰亂和分裂，容易召致外患的乘機入侵。以1929、30年為例，兩年內由於中國內部的戰爭和分

裂，結果先後有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由於武力統合政權的方式弊多利少，甚至是有弊無利，和平統合常為多數國人所寄望；其中較重要的主張有聯省自治、分治合作，和召開國民會議等，而聯省自治曾一度試行於中國。 聯省自治，是模仿聯邦制的一種統治方式，亦是地方對抗中央集權的一種途徑；孫中山早年曾主張聯邦共和， 清末梁啟超亦曾於《清議報》上著文，鼓吹中國實行聯邦制。 到了1920年代初期，因南北軍閥混亂，此種主張再度引起討論；主張聯治的學者李劍農就認為：破壞中國統一的原因是中央集權之誤，謀求中國統一的最好方法，則是採用聯邦制。 自1920年起，湖南、浙江、四川、廣東等省相繼組織省憲起草委員會，起草省

憲草案，積極推動聯省自治運動。 平情而論，廣土眾民的中國，欲打破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面，妥善解決地方與中央的衝突，實施聯省（邦）制，不失為一種可行辦法。但1920年代的聯省自治，只是一種遷就現實環境的不徹底改良，希望施行於缺乏民主法治素養的中國，無異緣木求魚； 更何況大多數的地方軍閥贊成聯省自治，其意在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以遂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的目的。 是以，民初試行的聯省自治運動，對於政權的統合，並無裨益。 過去有關中原大戰或擴大會議的研究論著，非常缺乏。 其與上述主題相關者多為回憶性的文章 ，但是這些當事人回憶性質的文章，仍有其錯漏或互相矛盾處，不可遽信。此外，大

陸學者有關1930年中原大戰的論述，大都視為國民黨內派系鬥爭的一場戰爭。 例如張同新於《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一書中就曾云：中原大戰是一場軍閥、黨棍、官僚政客間的無意義戰爭，是國民黨反動集團內部的鬥爭。 韓信夫、劉健清等也認為：北平擴大會議是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和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由派系鬥爭的角度來探討中原大戰，雖亦能呈現部分史實，但偏重於意識形態的論述，和缺乏原始檔案的佐證，終究無法瞭解中原大戰的完整面。 至於台灣學界大都視中原大戰為地方軍人的反動或強調地方派系意識 ，甚至避而不談，例如閻伯川先生紀念會所編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一書中，就以「此事錯綜複雜，因

果相尋，牽涉頗廣，根因亦深，以肇造民國、完成北伐之同志，見諸兵戎，確實不幸。」 幾語代替近十個月的年譜資料。而以中原大戰或擴大會議為專題研究者，首推沈雲龍〈擴大會議之由來及經過〉一文； 沈氏運用報章雜誌、當時人回憶錄，和部分函電等資料，全面探討閻、汪等北平擴大會議之醞釀、爭論、成立及影響的歷程。沈文雖為研究擴大會議的經典之作，但仍有其限制和不足以處，如受限於當時政治情勢，文中黃少谷、谷正綱皆以「黃××」、「谷××」替代。 此外，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的黨統之爭，東北軍等地方實力派的態度，均有待深入的分析。 再者，沈著〈擴大會議之由來及經過〉一文刊出距今已逾二十年，近幾年來相關人

物的回憶錄、日記和各種史料文獻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原始檔案的解密開放，已使1930年中原大戰的資料更為完備。筆者不以名家之論而敬謹從之，擬根據新材料，特別是國史館庋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閻錫山檔案》等，來探討中原大戰這個重要的課題。 以往對1930年中原大戰的描述是：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聯合改組派汪兆銘、陳公博和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一致反蔣，後因張學良於9月18日發表〈巧電〉入關助蔣，使閻、馮等反蔣集團瓦解，中原大戰遂告落幕。這樣的理解不禁產生以下幾點疑問：一、何以閻錫山於1929年底仍然擁蔣討唐（生智），卻於1930年初即決定反蔣，其間的轉折如何？所謂

閻、蔣間「電報戰」的情形又如何？有何意涵？二、何以原本勢如水火的國民黨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會合作反蔣？他們的「黨統」之爭如何化解？三、何以東北軍張學良由中立而決定入關？又為何是入關助蔣而不是助閻？晉閻、寧蔣雙方如何對奉張進行拉攏活動？四、川、滇、黔等地方實力派對中原大戰的態度為何？影響他們態度的因素又是什麼？五、閻、蔣如何籌措財政經費？有何困難？又如何解決？基於上述疑問，本文除緒論和結論外，各章節的重點如下： 第二章「閻馮李結合與中原大戰」，旨在說明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汪兆銘等與蔣中正對抗的過程。第一節「戰爭的序曲：閻蔣電報戰」，係針對1930年2、3月間，蔣、閻間雙方往

來文電加以論述，是為南京中央和平解決的嘗試。第二節「馮玉祥與北方戰場」，將概略陳述中原大戰期間的北方戰場，並說明馮氏的態度及其在中原大戰所扮演的。 第三節「李宗仁與南方戰場」，則在說明桂系李宗仁在湖南戰役的經過。以上二節為雙方武力衝突時期。第四節「反蔣的大結合」，係論述閻錫山等在北平成立之擴大會議和國民政府的經過。本文將中原大戰視為地方聯合對抗中央的一場戰役，在對抗的過程中，閻錫山等人於北平成立之擴大會議和國民政府，可視為其與南京中央「爭黨統」、「爭正統」的措施。 第三章「張學良與東北軍入關」，本章將著重探討寧蔣、晉閻、奉張三方的關係，並說明東北軍在中原大戰所扮演的角色。第

一節「寧蔣的爭取」，係敘述南京方面透過三種管道和四項具體方式對東北軍進行遊說的經過。第二節「晉閻的拉攏」，則在論述閻錫山、汪兆銘等爭取東北軍的情形。第三節「奉張的抉擇」，將分析東北軍內部對中原大戰態度的討論，以及奉張由中立而決定入關助蔣的因素。 第四章「西南地方實力派的態度」，本章則在敘述川、滇、黔三省地方軍人在中原大戰的意向及其影響。第一節「四川軍人的反覆」，將討論劉文輝、劉湘、鄧錫侯、田頌堯和李家鈺等五位四川軍人，助蔣抑助閻的態度，並分析影響其態度的因素。第二節「龍雲出兵助蔣」，則在說明龍雲出兵討桂的經過，並探討其與南京中央的關係。第三節「毛光翔依違兩端」，將分析毛光翔

在中原大戰期間，既表示擁護寧蔣，也與晉閻親善的兩面策略。 第五章「另一個戰場：財政經費問題」，本章即欲探討中原大戰期間寧蔣與晉閻有關財政經費方面的問題。第一節「寧蔣經費的籌措與運用」，係針對南京中央財源的籌措及其運用情形加以敘述，並探討江浙財團所扮演的角色。第二節「晉閻財政的困境」，則在說明閻錫山方面的財政問題，對於閻錫山因財政困難而接收天津海關所引發的爭議，亦將一併討論。 本文「結論」，將綜合評述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的關係，並更進一步闡明影響中原大戰的因素；此外，亦將透過此一戰役來檢討民國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同時對以武力來解決中央與地方衝突的方式，提

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