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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創新經濟法規課題之研究–以平臺經濟為中心

為了解決淡北快速道路何時動工的問題，作者楊梓銘 這樣論述：

當前全球已逐步邁入全面數位化時代，產業正以數位科技進行經濟的創新（翻轉）事業活動，開創多元化的新型態經濟模式，不僅帶動著產業變革，也深深影響著整體國家經濟、社會之發展，更甚者影響了人類未來生活模式。以產業發展面觀之，數位科技帶來的創新經濟模式，帶動產業與消費者、競爭者和供應者之間，有著更多元的互動關係，顛覆了傳統產業價值鏈，同時也不斷衝擊著各國既有法規的框架，甚至超越現行法規之立法者，對於原本所欲管制的範疇與定義之想像。 本研究藉由數位經濟浪潮所帶來各式產業實務所面臨的法規課題，探討法規政策究應扮演何種角色？到底是法規持續修正而「與時俱進」？抑或先立於觀察者角色並給予創新活動一定期間之

社會試驗，再思考是否有需要透過法規來「撥亂反正」？而政府政策又該如何「循循善誘」，鼓勵產業、企業與創新者大膽投入創新事業活動之餘，亦有可依循的體制，避免徒留創新風險之社會成本由國家收拾善後。 數位經濟之範疇廣泛，包括共享（分享）經濟、社群經濟、等類型，而本研究則聚焦於「平臺經濟」領域之進行探討，發現無論係行業別之定性、勞務關係之認定、保險風險之評估、稅務樣態之核定等問題，皆對既有產業體制與法規制度帶來不少衝擊，更迫使行政、立法機關苦思因應之道。然而，我國為成文法國家，又屬於雙重行政首長制之政府體制，以及權利分立之憲政體制，因此，「法律」如何跟上時代腳步、如何順應數位科技潮流、如何成為產業

創新之助力，我國相較於歐美、日韓等國家，存在著先天體質的根本性困難。 近年來，許多國家引用「沙盒」的概念作為產業創新之導管，試圖在高度監管的政策或法規下，導引創新事業活動在合法、安全可控的環境下，可先落地試行，再讓行政、立法機關思考是否有需要、如何予以監督管理；然而，在我國推行沙盒政策上，即面臨了前述的根本性問題，縱然已有「金融監理沙盒」及「無人載具沙盒」等制度，但其與先進國家（如英、日等國）所強調以民間創新來帶動既有產業升級轉型之作法仍有所差異，更惶論尚無立法提供數位經濟、平臺經濟之沙盒制度，其產業與企業即得在更沉重的既有法規壓力下求得生存，同時也背負著可能隨時引爆的「不確定性法律風險

」。 本研究除了嘗試為平臺經濟各項迫切的法規課題，提供法制調整建議之淺見外，也進一步觀察到數位創新或平臺經濟之業者，尤其是新創企業者，多屬中小企業規模，面對著創新的高風險，一旦營運模式無法生存於消費市場時，善者會善盡消費者及合作廠商之權益保障，但多數者則選擇直接消失退場，留下許多社會問題待善後；探其根本原因，可發現應是缺乏適切之退場機制提供予中小企業、新創企業，目前無論是破產法、公司法重整制度，皆僅有利於一定規模之上市櫃公司，因此導致經營不善的中小企業，最終選擇對自身營運「成本最低」之方式–直接兩手一攤、倒閉撤出，也不願留下可重新調整營運模式、重振經營的「轉寰餘地」。 創新，成功者

可帶動著經濟與社會進步、促進產業與企業升級轉型，失敗者其實也為政府、產業界留下足供借鏡的經營歷程；國家，必須仰賴國內源源不絕的創新嘗試，始能產出源源對絕的經濟動能，培養出優秀企業與人才，而「支持創新的經濟政策」，及「友善且彈性的法規環境」，更如同基礎建設般重要；期盼，本研究能以淺薄之觀點，從我國產業發展脈落、實務法規障礙間，釐出足供參考之研究建議，以為國內投入數位創新經濟、平臺經濟之勇者（企業）們，善盡學術之貢獻。

兩岸高鐵執行過程與決策分析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淡北快速道路何時動工的問題，作者鍾道明 這樣論述：

兩岸高鐵執行過程與決策分析之比較研究 摘要 海峽兩岸在二十一世紀初同時邁入高速鐵路時代，兩者的長度與規模不同，卻都引起舉世關注與稱羨。原因在於台灣高鐵係目前全球唯一採取以民間投資興建和營運的BOT模式執行，而大陸則係以跨越式發展模式在短短數年完成逾萬公里的高鐵。然彼等發展過程中卻出現某些爭議和問題，事實真相為何與該如何解決，確實值得研究探討。 台灣高鐵構想始自1973年台鐵局的超級鐵路計畫，1992年行政院核定高鐵路線後，其徵地特別預算卻於1993年遭立法

院全數刪除，並決議要求民間投資興建。台灣高鐵改採BOT模式於2000年起興建，2007年營運，過程可謂曲折多變。台灣高鐵雖係政府重大交通政策，但三十餘年來經歷了多位行政院長和交通部長，其財務困窘問題迄今未解。 大陸高鐵構想始自1990年中共鐵道部的京滬高速鐵路線路方案，鐵道部自1996年起以十年時間自主研製電動機車和實施六次提速，然國務院於2004年決定建設四縱四橫高鐵後，鐵道部改採以市場換技術模式引進高速列車後，高鐵建設突飛猛進。但2011年發生動車追撞事故和鐵道部官員涉貪事件，使鐵道部於2013年遭裁撤、改隸交通運輸部。 本文以艾利森的政府決策模型中的理性行為者、組織過程/行為以及政府

/官僚政治模型，研究兩岸的高鐵發展過程中，何者居關鍵地位。本研究顯示，兩岸的高鐵發展過程均深受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影響。而兩岸高鐵的規劃研究、政策發展與執行過程，都顯示組織過程/行為決策模式扮演了專業重要角色。而兩岸政府領導人以有限理性做出高鐵決策，彼等功過有待長期觀察。台灣由於需經立法院審查預算與介入，使台灣高鐵受政府/官僚政治決策模型影響較之大陸高鐵複雜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