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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畫藝術美學與發展

為了解決李榮浩學歷的問題，作者黃光男,黃慶源,鄭佳耀,徐嘉霠,鄭世昱,湯玳,賀琛博 這樣論述：

　　水墨畫藝術美學與價值是項文化經驗的傳承，它是知識的、情思的、也是心靈的反映，超越時空的信仰與人性神靈更是作為中華文明的亮光，引導大眾前進，有如「天有四時之氣、神亦如之」的作用。水墨畫有價值才有表現，價值來自文化體的堅持，也是生活意義的迴盪，更是借之表達自我情思的圖象，它化為民族或時空美學的象徵，可傳達文化、社會、民俗、歷史等性靈的存在，也可以是人類借以表達文明層次的證物，因此既是物件、文件，也是精神的信仰對象。   　　本書集結一群研究現代水墨畫的學者、專家的重要著文，他們以各自不同的觀點與認知的角色，依據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內涵，從個人專業角度再一次反省與開創，務求「真實」

的繪畫美學，也期待對創作的成果有一份美好的貢獻。他們在「知」的領域廣泛尋求與藝術美學相關思想、學理或表現形式的應用，並在視覺美感的領域梳理出美學中「覺」的部分，這些「即知即覺」的作品既有助於社會發展的當下，亦可在文化傳承上幫助更多人理解藝術本質上的「創意」，對於社會各個層面的蓬勃發展多所助益。   本書特色   　　由國內文化研究巨擘黃光男教授策畫、集結各領域的學者研究現代水墨畫藝術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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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的家：家務勞動作為戰時體制下的後援基地 (1937-1945)

為了解決李榮浩學歷的問題，作者李宜蓁 這樣論述：

本文發現二戰時（1937-1945）臺灣的女性被鼓勵參與戰爭，成為可以保家衛國的存在。雖然當時的女性地位看似提升，卻仍無法脫離家庭的身份任務。本研究取徑於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系譜學（genealogy）與治理術（governmentality），從大量檔案中建立國家訓練女性家事背後的權力關係，重新論述臺灣女性、家事與家三者在戰爭中的定位。本文發現「女性做家事」此現象，是國家治理國民生活刻意建構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亦為戰時國家動員女性協助經濟統制的機制。國家也透過此機制掌握非戰場的民生物資資源，同時藉由女性的家事能力確保國民健康。「家」成為國家的戰時後

援基地供給人力資源，為日治時期住宅史與軍事動員研究提供另一種討論面向。

死亡文化史：唐宋性別與婦女死後解放

為了解決李榮浩學歷的問題，作者盧建榮 這樣論述：

死亡文化存有豐富的性別文化訊息 夫婦同穴葬？異穴葬？葬祖墳？ 從墓誌中記載的遺言和飾終之典 看性別如何影響喪葬抉擇？   「本土死後世界信仰」與「異邦式死後世界信仰」 鰥夫、寡婦，死後是否選擇相約泉下？   　　本書主題是死亡文化，在方法上運用新文化史「再現」的概念，以記錄拼湊「過去」事件的一小部分。從北魏末到北宋這段六百年的歷史，由於印刷術尚在萌芽，傳世文獻相當有限，虧得當時的人懂得利用石刻技術留下許多石刻史料，這之中墓誌是一大宗。   　　墓誌定型之後，文體多係貴族文學形式，即駢體文，敘事結構也有一定的套式，原是喪家至親好友看過後即被封存於墓中的私密文本。八世紀末葉以降，文體日益傾向散

文化，這與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有關，這是本書重大發現之一。墓誌另一演變是從私密性生出公開性一路，此緣於喪家找名家寫誌，而傳抄、出版流通更廣。於是私密性墓誌成為文學革命的場域所在，塵世的文學場域仍是駢文的天下。   　　誌作者為死者生平敘寫的墓誌，再現了瀕死者在臨終場景與探視者互動的狀況，以及交待遺言和飾終之典。東漢以前，中國漢人社會只有一個死後世界，迨進入到五世紀之後的六百年則有兩個死後世界，供瀕死者抉擇。佛教進入中土之後，有愈來愈多人放棄原本固有本土死後世界信仰，改採異邦式、即死後陪侍佛祖的選擇，這對於婦女，特別是守寡有年者，吸引力尤其大，且比男性多得多，這是為何？   　　在唐代，本土死後世

界信仰畢竟仍居主流位置，講究的是夫妻合葬，以女子而論，最起碼要葬到夫家的家族墓園。要是子女依親長遺命，一不葬配偶墓旁、二不葬在家族祖墳所在，便會受到社會輿論壓力，令執行親長遺命的子女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女性是否於死後掙脫性別不平等加諸其身的桎梏？   　　編輯說明 　　◎封面圖片：「唐朝仕女圖」，永泰公主陵壁畫。唐中宗第七女李仙蕙（685-701），遭武則天賜死。中宗繼位後，追封永泰公主。公主陵墓宏大，陪葬品豐富，壁畫鮮豔生動。   　　◎本書原名《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此為全新修訂版。

台灣民族學的發展與意義

為了解決李榮浩學歷的問題，作者周士煌 這樣論述：

民族學ethnology研究「民族ethnos，及附著於其身的文化」，台灣的民族學，研究對象是台灣諸民族/民族集團：原住民族、客家、Lán-lâng/Holo、外省人。其中，學科傳統領域研究的首為台灣原住民族，在政策的支持下，客家研究亦開始展現成果。原住民族研究和客家研究，已有整體性「知識體系」的建構。台灣其餘民族的學問，則以民俗學或地方學來表達，其體系尚待發展。作為近代學術的民族學，在台灣有其特別的歷史發展過程。由日本治理台灣時，為了施政所進行的大規模調查、與稍後的學術研究開始，累積成果。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以誌書的編寫及審查圈錮地方知識份子，確立「以本土為地方」，以台灣為學科的練習場，並橫

殖入文獻學研究的中國邊疆民族史。民主化之後，台灣主體性漸漸展現，本土研究開始興盛，教育系統與學術系統對台灣的觀點也開始正常化。對自身生活環境的興趣，則以「地方學」的樣態出現。台灣為一多民族的國家，清楚了解諸民族及其文化，為「屬族」的學問，以國家的文化主體性為學問的對象，可以稱為「台灣學」。台灣學為「屬國」的學問，為台灣的國學，其核心應該為台灣的民族學。台灣學或國學的發展，尚待觀察，但並非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