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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而生 --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死亡哲學分析--

為了解決朋友 別 哭 歌詞 歌譜的問題，作者李宜哲 這樣論述：

1949年5月20日台灣實施戒嚴，從此進入所謂白色恐怖時期，很多人因此入獄、受難。面對死亡時，產生了很多令人動容的場景。除了以歌曲送行，有些死難者會在行刑前呼喊口號，有人嘴巴因此被塞入布塊，有人遭槍托打碎下顎，甚至以不得收殮，曝屍數日做為處分。也有人堅持清白離世，清晨起床淨身，穿上新內衣與潔白襯衫，靜靜等待可能的死亡。有人在被點到名後，振作精神向難友們道謝與告別，還有死難者與看守人員握手，請求照顧難友們。本文聚焦於當時的送行歌曲，遺書，以及難友們的感念追憶，試圖以此拼湊死難者雖死猶生的精神。記錄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送行歌曲的同時，討論歌曲背後的生命故事，死難者面對死亡的態度，並論及台灣的時

空背景與處境。另外，從白色恐怖死難者的遺書內容中，對照死亡哲學做相關整理分類，從中紀錄、記憶死難者們的精神，並演繹出戒嚴時期的台灣。最後再由親見死難者精神的難友們、倖存者角度，討論死難者高貴的精神如何被記憶與傳承。希望這些動人的生命姿態，成為台灣的重要資產，得以重構社會價值並帶著感動走向未來。

聽覺現代性：聲音科技、雜種美學與上海流行音樂，1927-49

為了解決朋友 別 哭 歌詞 歌譜的問題，作者洪芳怡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間以上海為發展中心的中國早期流行音樂，如何以聲音形式，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辯證角力，帶來文化與聽覺的啟蒙。本論文以聲音形式呈現一時一地的都市景觀，探討聽覺感官受到的現代性衝擊，並試圖在重構上海流行歌曲發展史的同時，深究音樂手法與美學品味的嬗變，與其內在的文化意涵。本研究以黎錦暉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與音樂發展的基準點，挖掘他以流行歌曲示範現代生活中，從愛情到愛國情操等各種面向。黎氏不僅奠定了上海流行音樂在多種傳播媒介中的運用方式，也奠定了音樂語法中的文化秩序與審美價值。表面上看，黎錦暉在歌詞方面衝撞禮教，喜好描述女性的身體美，與情欲感官的享樂，在曲調方面時常挪用外

來元素，而他創辦的歌舞表演組織－－明月社，有如新型「表演公司」，旗下女歌手有著尖扁細高的獨特唱腔歌唱，時人稱之為「小妹妹聲」。然而深究起來，黎錦暉的歌詞承襲才子佳人小說，在曲調上慣用傳統技法，以致招惹來「淫樂」惡名；明月社的營運類似於傳統戲班，明月社歌手的尖銳發聲方式更可上溯至清末的京戲全女班。本論文認為，如是的「小妹妹聲」挑釁重陽輕陰的家國與性別價值觀，從此成為了上海流行歌手的用嗓基調，而黎錦暉的音樂創作中外新內舊的模式，也深植在樂種的風格核心之中。本論文嘗試將上海流行音樂以黎錦暉的美學秩序為規則，按其發展分為四個時期。隨著樂風的成熟，古典背景白種樂手、所謂「爵士樂」風格、舞曲節拍等外來元素

的使用越是頻繁熟練，外新內舊的音樂手法也就越顯隱晦難辨。上海流行音樂以崇洋媚外的假動作，追求現代性的手法背後的意義在於，它以失誤性的模仿建立起音樂的主體性，好鬆動外來力量的權威與規訓，是為聲響上的殖民學舌（Colonial Mimicry）。上海流行音樂既仰賴聲音機器存在與散佈，它便不只在音樂內容上為聽眾造成衝擊，製造與傳播這種音樂的聲音技術也形塑了聽覺現代性。錄音技術打破了時空限制，為上海的聽眾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內在時間與身體時間，讓聽者在聆聽當中成為「聽眾」，一種新的文化群體。聲音技術又回過頭改變了流行歌手的聲音表演；隨著技術發展，歌手逐漸掌握了機器特性，歌聲中的親密感也逐漸增加，以聽覺為中

心的共同體由是形成。這份研究亟欲釐清的核心問題，是上海流行音樂中元素混用手法的規律法則，與其中的文化意涵。本論文視音樂為複雜文化網絡中的一部分，企圖呈現上海流行音樂與彼時文學、文化、思想、美學之間的互文性，並以這樣的概念，重新審思流行音樂史的寫作方法，由聲音的角度重構與認知時代的文化結構和美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