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民主化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特價商品、必買資訊和推薦清單

黎明前的半島記憶：韓國人權與民主紀行

為了解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民主化的問題，作者朱立熙,王政智,鄭乃瑋 這樣論述：

光鮮亮麗的韓流背後，藏著多少前人的血和淚？！ 　　韓國與臺灣在人權與民主運動以及轉型正義的進程中極為相似：1979年臺灣發生美麗島事件、1980年韓國發生光州事件，1987年韓國發生六月民主運動、臺灣則在同年解嚴。本書希望藉由韓國人權與民主運動的重要地點行腳，回顧韓國民主化過程的重大里程碑，並讓臺灣讀者深思自由與人權的真義。 　　也許有許多人曾看過《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正義辯護人》這三部電影，但有多少人進一步去了解這些電影所描述的真實事件始末？又怎麼能了解民主的果實是如何得之不易？若我們沒有深刻的體會，恐怕失去這顆果實也只在一瞬之間。 名人推薦

　　姚嘉文（考試院前院長） 　　蕭新煌（總統府資政） 　　柳照遠（二二八基金會副執行長） 　　郭秋雯（政大韓文系教授）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簡義明（成大臺文系教授） 　　正義推薦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民主化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省籍影像與世代遊戲：《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超級大國民》、《返校》的白色恐怖再現

為了解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民主化的問題，作者戴思博 這樣論述：

本論文分析三個文本的白色恐怖再現：楊德昌1991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萬仁1995年的《超級大國民》與赤燭2017年的《返校》。經由文本的分析，論文重新探討1990年代，以及與2010年代做比較，辯論2010年代台灣許多社會問題是1990年代導致的。文本的分析以「省籍」與「世代」為主軸，指出1990年代的文本都反映出當時政治和經濟轉型背後的省籍關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將1990年代外省人被邊緣化的危機感，投射在1960年代的外省人第二代孩子；《超級大國民》則試圖超越省籍對立及其帶來的過度簡化的受害者和加害者論述。這兩章採用後現代與後殖民概念框架化兩個文本的分析，藉此探索台灣知識分子

如何理解台灣社會經歷的轉型，以及台灣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中的位置之變化。到了2010年代的《返校》，省籍不再是新世代的思考核心，新世代以台灣認同思考自己的身分，而且越來越多的白色恐怖相關資料，影響沒親身經歷過白色恐怖的新世代再現這段歷史。本論文指出，1990年代以省籍關係為動機開始的轉型，導致台灣落入新自由主義經濟惡化的陷阱，影響台灣二十幾年的的發展。然而，當台灣已經完全邁入了新自由主義體制時，《返校》成功地將台灣的故事說給台灣和全世界聽，某程度上呼應今天轉型正義的呼籲。

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重返再現戰後的時空

為了解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民主化的問題，作者所澤潤,林初梅 這樣論述：

　　1945年至今，已經過了七十多年， 直到今天，台灣對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依然鮮明，不少沉寂的往事，不時被喚醒；何以那個時代的記憶依然如此清晰？ 　　台灣人所建構的日本記憶不只是來自戰前的經驗，也來自戰後的經驗。儘管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的政策面上瀰漫著去日本化的氛圍，但日常生活中卻有著濃濃的日本味，是日本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嗎？其實不盡然，藉由本書的梳理，你將發現，歷史的偶然，讓台灣與日本在戰後再度重逢。 　　日常生活中，不管聽過的歌、看過的電影、念過的學校、看過的漫畫、住過的房子，你我都或多或少曾經與這些日本元素有過交集，但有時置身其中卻又渾然不覺。這些經驗，看似平淡，是因為早已融入生活之

中。這些不斷湧現的日本元素，延續了日本時代的過去，時而被轉化為台灣人辨識自我與他者文化認同的指標，意外成了今日台灣人建構台灣史、勾畫日本時代集體記憶的重要推手。 　　本書的九位執筆者，橫跨台、日，分別從語言、歌謠、電影、女性菁英、日式建築、學校等各種不同角度，深度探討戰後台灣日本記憶的形成與變化，讓台灣讀者對戰後的日本記憶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林初梅 編者簡介 所澤潤(SHOZAWA JUN) 　　東京未來大學教授／群馬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近現代台灣教育研究、口述歷史研究。 林初梅 　　大阪大學言語文化研究科／外國語學部副教授。研究領域：語言社會學、近現代台灣研究。

作者簡介（按文章先後順序排列） 松永正義(MATSUNAGA MASAYOSHI) 　　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台灣文學研究。 陳培豐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言語思想史、台灣社會文化史、台灣文學史。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藝術社會學、台灣文化研究、社會學理論。 四方田犬彥(YOMODA INUHIKO) 　　明治學院大學退休教授。研究領域：電影史、 比較文學。 赤松美和子(AKAMATSU MIWAKO) 　　大妻女子大學比較文學部副教授。研究領域：台灣文學研究、台灣電影研究。 蔡蕙頻 　　國立台灣圖書館編審、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史料學。 石井清輝(ISHI KIYOTERU) 　　高崎經濟大學地域政策學部副教授。研究領域：地域社會學、生活史研究。 譯者簡介（按文章先後順序排列） 周俊宇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近現代台灣政治文化史。 林琪禎 　　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日本教育史研究、殖民地教育研究。 林姿瑩 　　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研究領域：日本近現代文學、比較文學。 陳允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台灣文學、戰前東亞現代主義詩。 黃英哲序 序

論導讀—那個年代的台灣 第一章 戰後台灣的日語以及日本印象 第二章 殖民體制下的台灣民謠—民謠中所出現的「地方」與「空間」 第三章 哥謠、歌仔本與雜誌流傳—中野忠晴、「日本歌謠學院」對戰後初期台日的跨文化影響 第四章 石原裕次郎在台灣的影響 第五章 現在台灣電影中「日本時代」的敘述—以《賽德克．巴萊》、《大稻埕》及《KANO》為中心 第六章 台灣職業婦女精英意識之生成、延續與變化—以台灣人護士為例 第七章 日治時期歷史建築價值生成與「日本」的定位—以台灣的日式木造建築群的保存活動為例 第八章 灣生日本人同窗會及其台灣母校—日本引揚者故鄉意識與台灣人意識所交織的學校記憶 序論導讀 那個年代

的台灣 ⊙所澤潤／著  周俊宇／譯 　　我想起了那個年代的台灣。雖然也許只是我的一種說法，這裡所謂的「那個年代」，指的是台灣從開始到完成民主化的過程，也就是一九七 ○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為止的這段期間。只要是在那個年代和台灣有過接觸的日本人，無疑都會帶著某種眷戀之情來回憶當時的台灣。 　　本書雖以戰後台灣形成的「日本元素」為題但其實那個年代的文化現象如何形成？和現今之間又有何種關連？也是一個重點。現在造訪台灣的絕大多數日本人，或許會理所當然地覺得台灣是個民主又對日本抱持好感的已開發國家。然而，在那個年代首次造訪台灣的日本人所看到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一個充滿日本仿冒商品和拷貝歌曲的地方

。本書各章所要處理的，就是這樣一個當時在台灣開花的文化現象。 　　作為閱讀本書的指引身為編者的我在〈序論〉裡期盼在某種程度上和讀者共享那個年代，以及戰爭結束以來的時代印象。因此，這篇〈序論〉亦可視作獨立的篇章，未必要放在其他章節前面來讀。 　　那麼，以下就先由我的片斷經驗，來為現在才開始接觸台灣的日本人，解讀他們所不瞭解的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吧！ 　　一、那個年代 　　既是醫師，也是大學教授的陳氏（名字暫且按下不表），在答應我對他做口述歷史訪談的請求後，就在我正要搭上計程車的道別之際，他這麼說： 　　「當沖繩回歸日本時，大家都很高興，以為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我第一次見到陳氏是

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事。 　　陳氏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戰後自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成為醫師。是一所知名醫學大學的教授當時的他理所當然地以為台灣人也會回歸日本。 　　在和陳氏見了幾次面以後，他還這麼對我說。 　　「現在在台灣講日語已經不太能通，而且事到如今已經不可能回歸日本，再來只能尋求台灣獨立了。」 　　對於陳氏他們來講，獨立不過是一個最大程度讓步的選項而已。台灣的日本教育世代（又稱作日語世代）裡頭，許多人抱持的就是這種想法。這樣的心境無法透過問卷調查來回答，而且只能對特定的日本人說，因此或許偏好統計數據的人會認為，這只是特定的一群人的問題而不值一顧，而我認為這是一種「無聲之聲」。

　　然而，在一九八 ○年代來到日本，比我還年輕的台灣本省籍留學生，所抱持的想法似乎完全不同。本省人指的是在日本統治時代，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漢人及其後代。如今某位在台灣某國立大學擔任教授的友人，在選擇台灣獨立或是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兩岸議題，在各界認為於邁向統一方面稍有進展的那段時期，曾作了如下發言。 　　「只要想到那遼闊的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就覺得非常興奮自己的祖先同樣是來自中國源頭，中原的民族。」 　　長期以來，許多戰後教育世代的本省人自認為中國人，背後或許正有這樣的快感。這種感覺和大多數日本教育世代的感覺，宛如油與水一般，互不相容。 　　有關語言的想法，年輕一代和年長者間也多有相異之處

。 　　現居台灣獨立派核心地位的一位友人，一九八 ○年在我提到想學台灣話時，曾對我說：「那不是語言，沒有用所以不用學」。那時我覺得莫名其妙，而感到莫大的衝擊。 　　每天和他們相處談話我漸漸地瞭解到幾件事他們在家幾乎都講台灣話在學校則用北京話來讀寫。「那麼寫日記時又是如何呢？」這麼一問，他們回答是依北京話來寫當我再進一步問「是用北京話來寫台灣話的口語內容嗎？」，他們甚至不理我，反而覺得我莫名其妙。 　　然而，在日本統治時代下畢業於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年齡層的雙親世代，則認為北京話是不同世界的話語。一九八 ○年我在留學生邀請下造訪台灣，某位友人尊翁所講的話則完全不同。當時我透過電視或電台開始學

中國話，所以試著用幾句隻字片語的北京話交談。這時友人尊翁先是稱讚我：「你講的日語很漂亮，是東京那邊的話」，接著開始對我說教，他說：「日本人不可以學北京話。不需要那種語言。日本人只要講日本話就好了」。 　　在台灣許多家庭裡，日本教育世代和戰後教育世代一方面各懷不相容的價值觀，一方面又作為一家人共同生活台灣是家族聯繫很強的地方所以我常想他們這樣竟然還能一起生活，如果是在日本的話，大概就不成一家人了。 　　有關語言，還有下面這段回憶。 　　第一次和台灣留學生相識時，認識的留學生裡頭有幾位被雙親要求要用日文的父母還幫忙修改日文寫信。那時我是抱著原來如此的心情聽他們說這些事，並給我看寫有紅字被修改

過的信，有一次一位留學生說自己。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其他留學生似乎也一樣。或許不少現年六十歲左右，有留日經驗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不過，說來很失禮，當時的我聽到留學生父母的日文好到還可以幫人修改，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自己清楚自己不管再怎麼努力學英文，也無法達到為人修改的程度。 　　一九八 ○年二月我第一次到台灣那時我接觸到了日語世代講的日本話，當然感覺到他們的日語能力是能夠為人修改的，也接觸到了各式各樣，例如能操雙語卻還是有台灣腔，或是完全沒有口音的人。我也記得，一位四十五歲左右的女性用半調子的日語很抱歉似地對我說，我的日語只學到小學校二年級。被友人帶著搭了好幾次的計程車，印象中頂多

只有一位司機不會講日語。附帶一提，當時台北的計程車已經開始使用計程表，但那全部都是在大阪用過的中古貨，機器上還留有大阪公司的名稱。 　　第一次到台灣，關於日本話有不少地方令我感到困惑，而叫人驚訝的是也有外省人講日本話。那次我在台灣停留了兩個星期，透過友人家裡的關係，拜訪了台北市的古董店。那家古董店是一對外省夫婦經營的，對我用聽似並非平常用慣的日本話說自己原先住在北京。他們還說當時北京也有許多日本人，甚至有日本友人到台灣來找他們。還來不及多談一些，問個清楚，就在友人的催促下離開了，如今想來真是可惜。那對老夫婦給我的感覺是對日本人有很深的懷舊之情。 　　由於沒能好好聊上一段話而感到遺憾，回到友

人府上後向友人父母提到這件事，他母親便警告我那些話全不可信那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台灣的複雜也就是思考台灣是單憑曾受日本統治的這個認識，存在於台灣之中的「日本元素」並不單純，尚不足以充分理解的世界。 　　那個年代，日本文化非常深入台灣。對此，本篇〈序論〉接下來將進一步闡述，並說明本書各章概略，再以從戰後到現在為止的時代為背景，深入探討該以什麼框架來理解各章的內容。 　　我要對「戰爭結束後到那個年代為止的台灣」的種種日常樣態提出一個看法。那就是日本和台灣形成了一個同型性很高，可以稱得上是平行世界的關係；此外，其中既有連結兩個世界的裝置，也有在其間牽線的日本人。我強烈傾向主張這個相互關係，是在日本和

台灣隔絕，即一九六五年左右以前約二十年的期間，也就是戰後初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此，在〈序論〉將詳加說明。另外也要明確指出，本書各章或多或少都可以被定位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的相互關係上。還要關注連結兩者的裝置和人物的有無上。〈序論〉最後則欲回顧民主化達成二十年後的現今，再次思考那個年代和稍早以前的這個時期的意義。 　　二、那個年代的文化空間 　　在日本人及日本教育世代的人看來，那個年代的台灣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那就是「冒牌日本」和海盜版的氾濫。誠然，由多數台灣人看來，這絕不獨特，而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空間，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也有不少人對著前來造訪的日本人感嘆這個現象。即便本文使

用的是許多日本人習慣的「海盜版」這個說法，但這不意味著非法。因為一九七二年日華斷交以後，日本政府便不將台灣政府視為交涉對象，如此一來，擅自翻譯國外的作品，置著作權於不顧，也就不存在道義上的問題。本來便有許多國家為是否針對著作權進行政府間交涉而躊躇觀望。因此，一直到一九九 ○年代李登輝政權主動呼籲為止，台灣的夜市實在是一個充斥著強烈的日本色彩，更甚於國際色彩的文化場域。 　　在一九九 ○年前期以前去過台灣的人想必都記得，當時許多電視節目的廣告都是抄襲日本的，甚至是直接在日本的廣告畫面加上了其他台灣商品的訊息。而一提到夜市，根本就是中文版日本漫畫單行本和日本歌謠卡帶的寶庫。 　　所到之處都賣著

日本卡通人物的T恤。「となりのトトロ」（即「龍貓」）寫成「なとりのロト」，用字雖有不同但屬同一設計。夜市不像今天這樣是享受小吃的地方，而是能夠輕易地買到在一般商店無法取得的日本文化的場所。就算不買也可以接觸得到。 　　我在一九九○年代前半造訪台灣的時候，曾在台北龍山寺前的鬧區看過這樣的場景電器行門口的放音機突然播起了帶有哀愁曲調的日本軍歌接著店門口圍上滿滿的人群。他們幾乎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音樂一停，他們便催促店員再多放一些，店員不應其請，便失望地離開。類似場景在其他地方也碰過數次。 　　日本歌謠卡帶到處都在賣，不過夜市比較容易買到。甚至在日本不容易買到的戰爭時期歌曲也能輕易買到，。我所買

到的渡子的專輯卡帶還收錄了她年。輕時的澄澈歌聲是已經不容易在日本聽到的美好歌聲我甚至還不可思議地以為，這段音源只在台灣有。當然，還有戰爭時期大陸的歌謠。中.英助所寫的《何日君再来物語》（一九八八年）是一部探討鄧麗君也唱過，在中國一度禁唱中國女歌手周璇禁播的歌曲〈何日君再來〉誕生過程的紀實，她的卡帶我也在台灣夜市買到了，那本書 。這卷卡帶是在橫濱中華街也曾提到最早唱這首歌的是很難買到的。 　　書店裡則有《少年快報》，約 尺寸大小的週刊漫畫雜誌印刷品質不太好，這是現在台灣 大小的週刊《新少年快報》的前身，那時台灣出版商和日本的出版社未簽翻譯權、著作權的合約，《少年快報》是從當時日本最受歡迎的四大

少年漫畫週刊雜誌《少年マガジン》、《少年サンデ〡》、《少年チャンピオン》、《少年ジャンプ》中選出叫座的漫畫把文字翻成中文的雜誌。當時我受在國立政治大學服務的友人邀請，到他的課堂上談了一些有關日本漫畫的內容時，就介紹《少年快報》是日本漫畫迷的「夢幻週刊」這不是我原創的形容詞，記得這本雜誌本身就曾在日本這麼被介紹過。 　　三、日本文化的滲透力 　　早在比那個年代更久以前的台灣，日本文化便已有很深的滲透。這裡先舉《別冊宝島》中，一九九 ○年代左右從台灣來到日本，時年二十四歲的台灣女留學生的經驗，作為那個年代的說明。她以〈我喜愛的漫畫都是日本的〉（私の好きだったマンガはみんな日本のものだったんです

。）為題，談了當時的漫畫體驗。她一直以為小叮噹（即多啦A夢）是香港的漫畫，一直到高中才從租來的錄影帶知道是日本的漫畫，衝擊很大。於是她決定到日本去，親眼確認在台灣看過的漫畫是否都是日本的東西。她說，在不知道是日本文化的影響下長大，另一方面又深信日本是侵略台灣的邪惡國家，不禁陷入自我懷疑。 　　這位留學生是在那個年代喜愛漫畫的，然而漫畫本身其實更早就滲透到台灣來。比我年長十歲以上的留學生友人在一九八 ○年左右曾說：自己的母親是留在的日本人。母親懷念日本文化，為了讓自己吸收日本文化，在小學時經常買日本漫畫的中文版給他。因為這樣，自己才常有機會看手塚治虫的漫畫。由年齡來推測，他對日本漫畫的喜愛，似

乎是在一九五 ○年代。當時我是半信半疑地聽他這麼說。 　　自我聽到這段話以來已經事隔三十年以上由於時常造訪台灣心理上對這段話雖加深了一些相信，但當時的實際情況，如今我還沒有清晰的輪廓。或許是從日台之間形成國界的戰爭結束後，漫畫這個日本次文化的翻譯版以庶民娛樂之姿，繼續依某種方式連綿地流入台灣。然而友人的母親買給他讀，說不定一九五○年代的人們，是以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在閱讀手塚治虫的漫畫，而不是閱讀國外作品。雖然現在的研究水準還不出想像範圍。 　　如今，台灣有一群年輕人因為喜歡日本而被稱為哈日族，較同一世代的日本年輕人還要了解日本藝人和次文化。一般常以為這是民主政治下，日本的資訊可以輕易地流入

台灣而發生的一個現象。然而，過去的台灣早就是如此了。只是過去和台灣沒有過接觸的日本人未注意到而已，所到之處其實皆是日本的資訊。 　　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台北看電視新聞時，重新感受到一九七 ○年代的日本多麼深入地扎根在今日的台灣社會。無黨籍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某大學演講時，說自己作為一位醫師就和「怪醫黑傑克」一樣我們應該注意到的不是他提到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而是電視的標題把「怪醫黑傑克」打成了「怪醫秦博士」。 「怪醫秦博士」是過去在台灣和香港流通的「怪醫黑傑克」海盜版所使用的名稱。現在台灣發行的版本是正式取得翻譯權，直譯原作的題名。儘管「怪醫秦博士」或許總有一天會消失，但現在電視新聞上

看到的「怪醫黑傑克」仍然是「怪醫秦博士」。 　　這個現象說明了當時或是更早以前普及的日本漫畫作品如何深入台灣社會我在一九九四、九五年左右，曾在台灣電視上看到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在長。約三十分鐘的節目裡，從各種角度分析「怪醫秦博士」，當時非常吃驚。由於那個時代並不像今天這樣言論自由暢通，所以當台大教授認真地討論日本漫畫作品，而且還是海盜版時流傳的作品，令人覺得很新鮮。當時《怪醫黑傑克》結束連載剛滿十年，感覺還不是那麼古老的作品，縱使從那以後又經過了二十年，到了二○一五年，「怪醫秦博士」這個當時的名稱還存留於台灣社會。

台灣主流報紙建構反戰運動意義之研究－以二○○三年美伊戰爭為例

為了解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民主化的問題，作者顏瑞宏 這樣論述：

本研究採用批判論述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針對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國內報紙媒體，在二○○三年美伊戰爭中對反戰運動報導、評論的處理加以分析，透過論述實踐的角度檢視文本，從文本梳理出論述實踐的運作軌跡，澄明國內報紙媒體對反戰運動意義的建構及其策略，並嘗試剖析媒體的意識型態歸屬。 研究發現國內報紙媒體較為關切反戰運動在本國的發展狀況，而外電新聞則未採用非西方主流通訊社的稿件。再者，國內媒體對於評論的定調與讀者投書的篩選，同樣較為關切本國對於反戰運動的立場、觀點與價值。而評論部份的分析結果亦顯示，國內報紙媒體具有高度的精英主義，而

媒體近用權則在不同階層或身分上，存有不平等的現象。 在媒體意義建構方面，分析結果共得十八項：（一）為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利益而反戰；（二）反戰違反台美現實利害關係，且有呼應中共之嫌；（三）反戰已經成為明日黃花，應以務實態度取代；（四）反戰運動是不理性、不合法的；（五）反戰運動衝突不斷，引發「反反戰」運動；（六）群眾反戰運動會引發動亂，應以人道救援來取代；（七）以反恐弱化反戰運動正當性；（八）「插花」團體加入，反戰運動勢力消退；（九）反戰運動變成反布希運動；（十）反戰運動可能變成有心人士或恐怖分子的利用工具；（十一）藝人反戰行為不被社會接受；（十二）藝人反戰是政治不正確；（十三

）娛樂性的反戰運動較能獲得青睞；（十四）台灣安全只能倚仗美國，反戰會危害國家安全；（十五）反戰違反伊民意志，其偽善本質將導致國際分裂；（十六）藝人以作品所從事的反戰行為，其實是一種差勁的宣傳手法；（十七）反戰的理由是因為戰爭會戕害人道；（十八）反戰運動會助長恐怖政權，唯有以戰止戰才能換取和平。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反戰議題與反戰運動的正當性、穩定性、合法性、發展性、以及影響性，仍舊受到媒體的質疑與框限，因而產生許多的刻板印象。 在外電與台灣記者現場採訪的新聞報導方面，兩者均將反戰運動建構成一種破壞社會和諧的行為。另一方面，來自外電與記者現場採訪的反戰議題、反戰運動報導，兩者的相

異點在於，外電報導傾向於利用反戰運動作為替美國政府及其戰爭行動脫罪的工具，而台灣記者現訪採訪的報導則關切反戰運動與台灣的關係，顯見依賴國家的媒體，雖然會採用主流通訊社的外電，且其立場多與主流通訊社一致，但在新聞議題的整體表現上，其關切焦點還是會以自身事務為主。 在媒體建構策略方面，分析結果發現，台灣主流報紙對於二○○三年美伊戰爭中的反戰運動意義建構，其所運用的論述策略至少包含了「刻板印象」、「邊緣化」、「形式對等」、「分裂化」、「敘述瑣碎化」、「外力影響」、「反轉與錯置」等七項。 在媒體意識型態的分析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台灣主流報紙在建構反戰運動意義的過

程中，其所具有的意識型態至少包含了「反戰運動會破壞社會和諧」、「反戰運動會滋養恐怖主義」、「反戰運動缺乏主體性」、「反戰運動無濟於事」、「反戰運動未必符合伊國民眾利益」、「反戰運動並非社會共識」、「反戰運動存有穩定性上的匱乏」、「反戰運動危害台灣安全」等八項。上述結果顯示，台灣報紙媒體的意識型態是為主流、精英階層的利益而服務，其意識型態具有下列幾種傾向：（一）傾向於維護社會共識與既存秩序；（二）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三）符合世界體系主控中心的利益；（四）成為反共、反恐意識的宣傳機制；（五）墨守「他者」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