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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二)(新校版).典藏精裝書盒套組(五冊)

為了解決康熙雍正乾隆比較的問題，作者高陽 這樣論述：

　　▍典藏精裝套組書盒，含《曹雪芹別傳》、《三春爭及初春景》（上）（下）、《大野龍蛇》（上）（下），共五冊。 　　華文世界歷史小說第一人高陽，又一代表作「紅樓夢斷系列」。 　　《紅樓夢》是曹雪芹寫賈寶玉的故事，「紅樓夢斷系列」則是高陽寫曹雪芹的故事。 　　夢斷紅樓說四陵，疑真疑幻不分明， 　　倘能搦筆娛人意，老眼獨挑午夜燈。 　　作為紅學研究名家、又是極熟習清代掌故的歷史小說家，高陽的「紅樓夢斷系列」，自信對曹雪芹身世、時代背景及其家族可能的遭遇有深度了解。在如此條件下，高陽試揣摩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所遭遇艱難之曲折過程。不僅描摹清初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江寧織造曹家與蘇州織造李家

的盛衰，更寫盡曹、李兩家由朱門繡戶、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乃至籍沒歸京的榮辱興衰。間有宮廷祕聞、官宦醜惡，亦有世家紈絝之不知民苦、耽溺歡愛。綜觀改朝換代之物事更迭，細繪人情冷暖之無常唏噓。 　　高陽寫曹雪芹，以他豐富敏銳的小說創作經驗來讀紅樓夢、揣摩曹雪芹的創作心理，尤其運用他過人的考據眼光和對清朝八旗制度及人事文物的廣泛知識，提供讀者精確而豐富的曹雪芹紅樓夢的時代背景認識。 　　對一個文藝工作者來說，曹雪芹如何創造了賈寶玉這個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賈寶玉這問題，更來得有興趣。「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此中艱難曲折的過程，莫非不值得寫一篇小說？這是我想寫「紅樓夢斷」的動機。──高陽 　

　　 　　高陽寢饋文史、浸淫至深，更有千萬字以上的小說創作經驗，有其獨到處。 　　讀高陽小說，層層婉轉、淋漓盡致、擘肌析理、勝義紛呈，令人目不暇給。 　　分冊簡介 　　《曹雪芹別傳》 　　《曹雪芹別傳》為「紅樓夢斷系列」第五部，講述青年曹雪芹，經歷曹家獲罪遭抄沒後，隨母親與叔父北上歸旗，家族由興而折，見識世情百態的人間滄桑，從而在心靈深處留下敗落的記憶烙印，一波三折，緊扣人心。 　　《三春爭及初春景》（上）（下） 　　《三春爭及初春景》為「紅樓夢斷系列」第六部，自雍正之死、諸子相爭、乾隆繼位開始，不僅勾勒朝廷皇權的遞嬗，也補述雍正年間曹雪芹家族敗落後，希圖復興的一段故事，並且穿插敘述曹雪芹

年輕時的交友狀況及感情生活。 　　《大野龍蛇》（上）（下） 　　《大野龍蛇》為「紅樓夢斷系列」第七部，敘述「龍」、「蛇」這兩年發生於朝廷的大事。乾隆十三年，皇后離奇死亡，曹家捲入乾隆初年的宮闈皇位之爭。繼抄家之禍後，曹家再次陷入困境，家道中落，繁華落盡，經歷由盛而衰的變遷危機，更飽嚐世態之炎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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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與非漢概念下的中國笙類樂器——以笙嘴為考察對象

為了解決康熙雍正乾隆比較的問題，作者羅元璟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中國的笙類樂器為探討對象，由於目前尚無笙類樂器在中國分布的總體性研究，因此笙類樂器形制的地域之別，以及其在漢與非漢文化圈下的差異，成為本研究的重點，而這其中，又特別著重笙嘴形制的差異，以及其與笙斗和笙管間的關係。 笙在傳統上屬於匏類樂器，因使用葫蘆製作，所以又有匏之稱。樂器形制上，主要由「笙斗」、「笙嘴」、「笙管」、「簧片」四個部分組成。最初形貌，可追溯至殷商甲骨文的 「竽」字。經由古文獻的蒐集與統整後可見，笙類樂器幾乎遍及現今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並有22種稱謂。 笙類稱謂中屬於漢文化圈的笙類稱謂有：笙、笙簧、匏笙、巢、和、巢笙、大笙、和笙、鹿、鳳笙、

鳳翼笙、雲和笙、紫竹笙、竹笙，主要分布於中國的吉林、遼寧、黑龍江、北京、天津、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浙江、江蘇、上海市、福建、江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安徽、四川、重慶市、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屬於非漢文化圈的笙類稱謂有：六管笙、蘆笙（或寫成盧笙或籚笙）、瓢笙、胡盧笙（或寫成葫蘆笙）、竹筒笙，主要分布於中國的湖南、湖北、新疆、西藏、雲南、貴州、海南、湖南、安徽、四川（重慶市）、廣東、廣西。其中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安徽、四川（重慶市）、廣東、廣西8個省份，同時擁有了漢文化圈與非漢文化圈笙類稱謂的地區。 經測量與統計漢與非漢文化圈的笙嘴與笙斗之後，漢文

化圈笙類樂器的笙嘴長度、粗細、彎曲幅度以及角度會隨著朝代變化而有所不同，但笙斗形制並無改變。其中笙嘴的粗細與彎曲幅度兩者，有著必然的關係。粗笙嘴一定為直式，細笙嘴一定為彎式，此外，粗細與彎曲幅度在時代的劃分上也是一致的：周至隋代，主要為粗而直的笙嘴；唐代首先出現了細而彎的笙嘴，並與粗而直的笙嘴有著並存的現象；五代至元代，則僅有細而彎的笙嘴；明清時則為細而彎、粗而直的笙嘴並存的第二階段。 非漢文化圈笙類樂器的笙嘴、笙斗與笙管數量有著密切的關聯，特別是以笙斗的外形，將非漢文化圈的笙類樂器分成圓形笙斗與長型笙斗兩大類後，可看出笙斗與笙嘴長度、粗細、彎曲幅度、角度，以及笙管數量的關係：四

川省與貴州省的笙類樂器可自成一類，除了笙斗皆為長形斗外，笙嘴主要以長、細且直式笙嘴為主，管數主要以3～5管為主。雲南省的笙也自成一類，除了笙斗為圓形斗，其彎式笙嘴的特徵，亦是其他省份所沒有，另外，雲南笙其6～8管的管數，亦有別於四川與貴州省的笙，唯一與四川與貴州省相同之處，在於細笙嘴的形制。 本論文對笙類樂器從上古至清代的歷史文獻以及圖像進行了梳理，為笙類樂器形制與稱謂的歷史變化做一探討，並對於笙類樂器在中國分布進行了整理，提供清代及其之前漢與非漢文化圈中，笙類樂器的差異比較。當今，以本位視角（emic perspective）對於非漢文化圈笙類樂器的研究越見增多，期待本研究能提

供之後對於民國以來，中國笙類樂器研究之歷史脈絡追尋，與漢及非漢文化圈對於笙類樂器描述的變化考證之可能性。關鍵字：笙類樂器、笙斗、笙嘴、漢與非漢

西螺福興宮太平媽南投陶香爐研究

為了解決康熙雍正乾隆比較的問題，作者盧泰康,李建緯 這樣論述：

　　本書《西螺福興宮太平媽南投陶香爐研究》，為由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委託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李建緯執行「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計畫」之成果之一。2021年西螺福興宮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支持，將調查研究的重要成果重新編輯，並於2022年4月進行出版。 　　福興宮肇建於康熙56 年（1717）虎尾溪北岸的西螺，漢人移民拓墾初期只能以茅草、竹造的臨時性建物奉祀媽祖，至雍正元年（1723）經營商舖的居民累積了一定經濟力後，於是捐建主祀媽祖的廟宇。 　　而由福興宮廟內所懸之乾隆庚午年（乾隆15年，1750）季春臺灣鎮標右 　　營游擊

羅佳雄贈「護國庇民」匾，可知福興宮不僅受地方居民供奉，也受官員敬重的事實。福興宮自乾隆35年（1770）遷建大街以來，歷經嘉慶15年（1810）、同治8年（1869）、明治41年（1908）三次大修，逐漸成為西螺街格局最為宏敞的第一大廟。在同治年間的大修，不僅留下石碑、石爐、匾額、龍柱等大量文物，其中的「太平媽南投陶香爐」便屬於此一時期重修時所獲贈之文物。 　　由於太平媽南投陶香爐具極高的文化資產價值，故於民國104年（2015） 　　9月15日經古物審議後，公告登錄為雲林縣「一般古物」（府文資二字第1047408514B），其正式登錄名稱為「西螺福興宮太平媽南投陶香爐」。 　　作為臺灣

文化資產古物類調查研究專著，本書希冀能發起拋磚引玉的作用，透過針對西螺福興宮太平媽香爐，進行藝術風格與型制、製作工藝、歷史源流、南投陶香爐產銷分佈，及其與背後的人群互動問題，期望能引起更多社會大眾對於臺灣文物研究之興趣，透過文物來發掘深化屬於臺灣自身的地方記憶。  

唐宋元明城隍信仰的建構與詮釋

為了解決康熙雍正乾隆比較的問題，作者龍玉芬 這樣論述：

城隍信仰的發展，就是一個南方祠神與中原文明相遇，從衝突到調和，再到接納與尊崇的一個歷程。城隍這個原生於南方的城市土地神，因受有德者配食觀念的影響，從一開始就被民間詮釋為人格神的屬性。最晚從六世紀中葉開始，官方領域與城隍神的相遇就有了正式的文字記錄，當時官方對城隍的定義是等同社稷、固護城池的自然神。這個詮釋，奠定了一千多年官方領域對城隍的基礎定義。在唐代，來自北方的長吏帶著中原正統文明的優越感到南方任職，他們即使尊重地方傳統祝禱於城隍，也以異於民間的觀點，將自然神城隍的詮釋引入地方，反映了中原文明對南方祠祀文化的排斥。到了北宋，即使神的合法性被國家所認可。但是在儒家領域並非如此，南方土地神城隍

與中原正統土地神社稷因兩者屬性相同，職權重疊，城隍侵犯到社稷在地方上至尊的地位，引發了士大夫的不滿。宋室南遷之後，許多士大夫們自幼生長在城隍信仰圈內，他們積極為建構城隍的正統性而努力，甚至試圖消弭官方自然神與民間人格神城隍解釋的鴻溝，調和中原與南方文化對土地神的信仰差異。蒙元統治時期，國家直接定義城隍為人格神，並將神在民間掌理冥判的職能引進官方領域中，使原本輔佐農功、固護城池的城隍，開始參與了陽世司法案件的偵辦。 另一方面，唐代民間的城隍神，在原生地發展出審判官員、追求尊卑平等的思想，但在兩大制度性宗教與士大夫的形塑下，逐漸將不符合主流文化要求的叛逆元素泯除，將城隍神導向勸善教化及服從科

層體制規範的形象，也讓以卑犯上的城隍審判故事，沉寂了近三百年的時間。但是，慶喜與陸小連報仇兩則故事的偶爾出現，說明了唐末城隍審判故事裡的精神並未完全消失，只是暫時隱藏在地域社會中，以非文本的形式進行傳承，為小民主持公道、追求尊卑平等的城隍並未消失。 從六世紀中至宋元時期城隍信仰的發展來看，官方與民間（非官方）有著兩條延續數百年的解釋傳承，明太祖朱元璋繼承了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解釋傳承，以國家權威，將城隍神符號予以標準化。洪武三年改制，與其說是朝臣慣習派與理念派的內鬥，或是道教與儒教的競爭，還不如說是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們，希望透過禮制的改革，凸顯政權之於元朝及元末割據勢力的文化正統；再以被儒家改

造後的城隍神，取代於禮為瀆的三皇神。朱元璋用古典儒家義理標準化城隍神，使之通祀於南北地域，從而在精神層面上，樹立大明帝國的正統性；再由全中國共同的祭厲儀式，形塑出由鄉至府、縣，再至國家的信仰序階，建構帝國一統的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