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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姐姐稱呼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路內寫的 少年巴比倫(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獎得主路內成名之作,童偉格專文導讀)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夏曉鵑所指導 邱玉珍的 此岸到彼岸∼從中小企業產業外移,看頭家娘角色轉變 (2002),提出工人姐姐稱呼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頭家娘、小資產階級、新國際分工。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工人姐姐稱呼,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少年巴比倫(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獎得主路內成名之作,童偉格專文導讀)

為了解決工人姐姐稱呼的問題,作者路內 這樣論述:

  如果美國有沙林傑與《麥田捕手》,日本有村上春樹與《挪威的森林》,   中國20世紀有王小波的王二。現在,我們有路內的路小路!   2016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獎得主,上海知名作家路內成名之作   王聰威、甘耀明、伊格言、李儀婷、童偉格、劉梓潔 為了青春攜手強推!   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影《少年巴比倫》入圍:   ‧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第2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   ‧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   提名:   第23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編劇獎   ‧香甜而腐爛的青春,成長經典之作。   ‧那個看起來有點壞壞的,內心無比柔軟的路小路,那個說話爆粗口,卻有無盡詩意的

小流氓路小路,這是我們熟悉的青春,有不可承受之重也有無可承受之輕的青春。   知名作家路內的《少年巴比倫》的故事背景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戴城,高中畢業後的路小路沒有考上大學,在父親的操作下到糖精廠工作。他在工作崗位上並沒有能夠掌握基本的職業技能,跟著一個叫「老牛逼」的師傅混日子。在機修班,除了拴螺絲之外什麼都不會,在電工班,就只會換燈泡。除此之外,還喜歡打架、追女人、惡作劇。   一個偶然的機會,路小路遇到了白藍。白藍的清新脫俗瞬間吸引了他,然後在一系列陰差陽錯中他們相識並走到一起。白藍扮演了路小路生命中姐姐與啟蒙導師的角色,最後路小路在白藍的建議下報考了大學夜間部,白藍也到上海去讀研究

所,至此,兩個人踏上了屬於各自的生命旅途。   路內以幽默粗俗的語言、調侃不屑的語氣,在小說《少年巴比倫》裡敘述了路小路等一群生活在城市,賣命於工廠的底層人物的愛情、友情、事業。其城市書寫不歌頌小城的繁華經濟,不表現人在經濟發展以後的富足生活與飽滿的精神狀態,他將工廠與工人作為反映城市的一面鏡子,側重寫人在城市中圍困的日常生活以及人如何在城市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名家推薦   ‧《智族GQ》2012年度作家、70後最好小說家之一,路內口碑最好的作品。   ‧金宇澄、畢飛宇、施戰軍、周雲蓬、馮唐、走走、張悅然、柏邦妮等眾多文藝範喜歡的作家。   當冷硬現實被緩視出溫度,被蛻出獨特理解,與

對他者之存有的情感時,人生,可能也就被「悲觀者」自己,知解為一種本無期程的漫漶,直到時間「自然地」過盡。或者說,整個人生就是一個你永遠無法定解的「過渡階段」。你不可能完成的已完成。這既是《少年巴比倫》所初始結成的路內識見,亦是在路內後續長篇小說中,不斷重複的一種感覺結構。這種奇特而執著的重複,我個人認為頗值得重視。簡單說來,一方面,路內小說反覆摹寫的,可能即是上述的「不可能完成的已完成」。另一方面,這可能亦是一種鄭重的繞路:當一切相對輕省的「融合」宣告,或現實斷言,始終被小說家截斷在小說結尾之外更遠處時,小說自身,獲贈了一種自足漫遊的可能;像始終不放棄地面向著,那另一種更讓人喜歡的生命形式。而

這一切複視或繞路,就從《少年巴比倫》開始。──童偉格(小說家)   《少年巴比倫》是現在式的,它的敘事速度像青春一樣富有生命的節律,同時還有一種青春般的透徹──憂傷,但不殘酷,更不絕望。當我們看著那些剛剛流逝的時代細節,一點點地在路內的小說中重現,並由此完成一個少年心靈的塑造,從中我們能讀出作者對時代和人性所懷有的那種痛惜之情。──謝有順(評論家,華語傳媒文學大獎秘書長)   路內的文字有兩種力量:一種是貼近真實的力量,一種是智慧的力量。前一種使路內的小說具有內在的豐饒,它具有生活世界的那種本體親切和親和;後一種力量,使他的小說顯得好讀、耐讀,它時刻都會讓你發出會心的笑,那種透觀生活之後發

見的笑謔的意味和反諷的美。路小路的戴城糖精廠,沒有英雄傳奇,沒有生死抉擇,它是麻木的,無所事事的,漠然的,然而,這些卻都只是外表,路內發掘了這波瀾不興的外表之下那湧動的暗流──渴求與放棄、死亡與新生、熱愛和憎恨、反抗和絕望、熱烈和冷漠的裂變。──葛紅兵(上海大學教授,作家)   路內小說的文學價值不在於創新了某種敘述形式或者講述了某個特別的故事,而是作者用街頭語言和青春往事構築起了一道風景畫,再現了90年代初青少年的生存狀態,反映了那個年代局部的生存狀態與市井風貌。路內說:「很少有長篇小說去特地寫一群讀技校的少年,我覺得那是中國青少年中間無望、很閉塞的一群人。」街頭混混,工人子弟,小太妹,暴

發戶……作者確實呈現出了技校學生這個未曾言說的、未曾被理解的群體的獨特本質,他們所度過的對他們而言比較快樂的、自然的、煩躁的、不那麼盡如人意的一段日子,是作者在自己的理性時代回頭講述的瘋狂。── 走走(《收穫》雜誌編輯,作家)   《少年巴比倫》的主題:為共鳴者書寫過去的無聊。──《人民網》  

此岸到彼岸∼從中小企業產業外移,看頭家娘角色轉變

為了解決工人姐姐稱呼的問題,作者邱玉珍 這樣論述:

寫在論文之前 前陣子,「專櫃小姐變總裁夫人」的新聞羨煞不少女孩子。很多女孩子在年輕的時候,也曾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從麻雀變鳳凰,當然包括我在內也曾有這個想法。從高中時候開始,我就常夢想自己有一天能飛上枝頭,擺脫勞工階級,往中上階級流動。會讓我有這種想法,與個人的成長背景有關。 來自於屏東農村鄉下的我,父母親以務農及幫人家蓋房子養活一家七口。在童年的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到哪裡玩,而是到田裡割草、插秧,或是充當父親的「小工人」搬運磚頭、砂石。記得小時候,當看到同年齡的玩伴騎著腳踏車玩耍時,在內心總是問自己,「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無憂無慮過著快樂的

童年?」 印象中,童年裡我並沒有暑假、寒假,即使有也必須到市場賣菜。我第一次賺錢是從國中一年級開始,每年寒暑假不是到皮包工廠就是到食品加工廠打工賺學費及零用錢;升上高中後,雖然不用再到工廠打工,每天下課後,不像其他同學回家看電視、休息,而是到菜市場買菜煮晚餐,等候爸媽回家吃飯。所以小時候,我總是很希望自己快快長大,可以像姐姐一樣離開家到外面賺錢,這樣就不會有做完的家事與農事。 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境及父母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我無法再繼續唸書;便與其他同年齡的女孩一樣,到電子工廠工作,雖然工作固定安穩,但乏味無趣。工作一年後,我實在受不了工廠機械式的工作,我

想再繼續升學,幾次與家人溝通,得到的答案是:「繳不起學費,想唸書自己想辦法。」對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女孩來說,一個月薪水扣除給父母所剩不多,怎可能自己繳學費唸書,況且還要生活費。 三番兩次被父母打回票後,我已經完全放棄繼續升學的念頭。記得有一天在工廠裡,我正在工作,收音機正在播放節目,節目主持人說了一段話:「人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個地方,必須讓自己不停的轉動、學習,才有成長的空間。趁著年輕每個人都應該去尋找自己的夢想,即使頭破血流也無所謂,畢竟你曾嚐試過。」這句話深深打入我心坎裡,當下決定要再給自己一次唸書的機會。 我決定再唸書時,距離高中畢業已有四年,教材改

變了不少。於是我花半年的時間準備,在準備期間,白天上班,晚上到補習班補習。也許是上天眷顧我,讓我考上了世新大學編採科,從此告別了女工的生活。畢業後,進入新聞圈工作,由於我的年齡比一起跑新聞的同業還大,常常有同業問到「之前妳是在哪裡工作?為什麼現在才進入新聞圈?」 對於這樣的提問,我總是含糊帶過,因為我不想讓人知道我曾經是個「女工」。因為我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或許應該說:「我自己在身份轉變時,為了突顯自己與『女工』是不同的,所以刻意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並與『女工』行業劃清界線。」這個祕密一直在筆者心中隱藏了十幾年,直到我在撰寫本「頭家娘」論文時,猛然發現,竟能在她們身上找

到自己心結的影子,對自我身份有了認同,對自己的過去,開始釋懷。 嫁個老闆老公,當個「頭家娘」,是很多農村父母對女兒的期望,他們認為,這是女人擺脫農村勞工階級的唯一途徑。我的父母也是這樣的想法,誠如首段所述,我與許多農村少女一樣,也做過這樣的夢,盼能當個「頭家娘」,藉婚姻讓自己的階級往上流動,雖然,我最後是以「教育」的方式達到目的,但也不斷思索,對選擇婚姻的農村少女而言,當上了「頭家娘」,美夢是否與自己的想像一樣?這也是我選擇「頭家娘」作為本論文研究對象的原因。 在台灣「頭家娘」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名詞,街頭巷尾幾乎都可以聽到有人叫「頭家娘」,如麵店、服飾店、

水電行等行業老板的太太都被稱之為頭家娘。相對地,在強調個人自主意識的歐美社會,「老闆娘」是個連在字典上都找不到的字眼(高承恕,1999)。相對於我國這種「無怨無悔、以夫為貴」的老闆娘精神,歐美的女性恐怕很難想像如此的思想與行為(卓越雜誌,1996)。 其實,在西方也有所謂頭家的太太,但這些老闆的另一半大都沒有參與先生企業事業的經營,其意義也僅止於「太太」的角色,而不是我們所講述的「頭家娘」(高承恕,1999)。而本論文所指的「頭家娘」是指中小企業主的另一半,她們同時兼顧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中小企業裡的「頭家娘」與一般勞工階級婦女一樣,除要兼顧家務、養兒育女等職務外,還要直接

參與勞動,但她所扮演的生產角色又與勞工階級婦女扮演「生產」角色不同,還要扮演老闆與員工之間的橋樑、公司總管、掌管公司財務等職務,而當公司趕貨缺工人時,還得捲起衣袖充當臨時工。 為了企業的生存她們必須扮演「校長兼撞鐘」、「打雜」等多重角色。她們如此甘心情願無非是有一天事業做起來之後,自己也能享福。高承恕(1999)在《頭家娘》書中提到,頭家娘的角色位置會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而有所改變。近幾年來,國內經濟環境受到整體環境變動的影響,一些依靠廉價勞力生存的傳統中小企業無法在台灣生存,必須將產業移往大陸;可以想見,過去同時立足於經濟場域及家庭場域的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也將面臨改變,而

這正是本研究的關注所在。 要探討頭家娘在企業裡的角色位置是否隨著產業外移而產生質變,必須先要了解頭家娘的興起背景;而頭家娘的興起必須從台灣整體產業結構面來看。1960年代後期以來,台灣一直扮演著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代工生產製造基地的角色。早期由於缺乏資本、技術與國際市場的掌握,台灣產業是以OEM的方式生產外銷(陳介玄,1998;周添城、林志誠,1999;谷浦孝雄,1992)。這種零細化的產業結構帶來了「黑手變頭家」的機會,也使得勞動者自行創業的「業」有多樣性(謝國雄,1989)。 也正因為在國際分工下的OEM生產方式,不需要太大的資本、太高的技術、太多的管

理及眾多的行銷人員,每個人都有自立門戶的機會,這也是中小型企業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原因,而「頭家娘」的稱呼也在此種情況下應運而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頭家娘可以說是台灣工業化的產物。但頭家娘的角色位置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動,在工業化之前,頭家娘只是代表照管家務,並未創造出屬於自己事業的一片天。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之後,「頭家娘」才具有意義(高承恕,1999;呂玉暇,2001;李端悅和柯志明,1994)。 60年代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中小企業,從70年代開始,由於受到整體產業結構環境的改變,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條件的轉換,原作為國際分工下的代工製造已愈來愈難立足生存,中小企業正面

臨著空前的鉅變(高承恕,1999)。中小型企業不得不轉型或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大陸等地區為產業找尋生機。國內相關論述指出,中小企業草創期頭家娘佔有一定的位置,但隨著企業的發展、轉型,頭家娘不能再扮演大小事一把抓的「打雜」角色,必須專職於企業某個部門(李悅端和柯志明1994;高承恕1999;呂玉暇1997、2001)。 在中小型企業裡,頭家娘雖具不可取代性,但當中小型企業轉型時其角色也將產生變化,可能退居家庭相夫教子,或是不再參與直接勞動,只扮演管理者(manager)的角色(李悅端和柯志明1994;高承恕1999;呂玉暇2001)。由於過去探討頭家娘角色的經驗都侷限於台灣,但

當產業外移後,因為土地、勞力成本的降低,工廠規模勢必比台灣大,而企業組織規模的變大,頭家娘的角色一定會產生變化。 在台灣有關頭家娘的相關論述中指出,「頭家」在創業期是缺少不了「頭家娘」的,因為她可以隨時充當補充勞力。產業移外大陸之後,頭家娘是否會因企業組織的改變,無法進入企業經營的場域;而在時空隔離下,頭家娘原本的社會網絡也因此而斷裂,頭家娘是否因為這些因素也無法在企業裡發揮她的功能。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 本論文主要是在探討在資本國際化下,頭家娘在企業裡角色位置是否隨著產業的外移而產生變化,而頭家娘隨資本移至大陸,其在家庭事業中角色地位將產生

什麼變化?再進一步分析其在大陸的生活處境及社會流動是否有向上流動,而父權體制又如何壓迫這些握有經濟支配權的頭家娘。這些改變代表著她地位的上升還是下降,將在本論文後面幾個章節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