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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

為了解決同志標語英文的問題，作者JonathanHaidt 這樣論述：

這是人人為了正義出征的年代，也是飽受憂鬱焦慮所苦的年代 差別只在於：你是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受害者？還是咎由自取的加害者？ 而無論何者，每個人都感覺自身安全岌岌可危，個人權利遭受剝奪 當教育方針不斷暗示年輕人「你很脆弱」 我們正親手將下一代推向毀滅之路   亞馬遜網站4.7顆星好評！ 史迪芬‧平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彭博（前紐約市長）│重磅推薦 2018年《彭博商業周刊》年度好書 ▎2018年《紐約時報》最值得關注的100本書 ▎2018年「美國公共廣播電台」年度推薦書單 ▎2018年「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非虛構類決選 ▎《商業周刊》1674期書摘報導   為什麼在崇尚自由民主風氣的美

國大學校園裡，「走出同溫層」成了一件最危險的事？ 因為數十年來，美國的整體社會氛圍持續鼓勵年輕人以扭曲的「三大謬誤」來思考！ 什麼是三大謬誤？ ★「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情緒推理」的謬誤：永遠信任自己的感覺（╳） ★「我們」VS「他們」的謬誤：人生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脆弱」的謬誤讓人們誤以為應該要避開受挫的風險，一切「安全至上」，包括情緒上的安全感； ▶「情緒推理」的謬誤引導我們迅速回應負面情緒，而非理性論證，陷入負面回饋循環； ▶「我們」VS「他們」的謬誤則把人分為「我們」與「敵人」，而「我們」才是唯一的正義。 ╱╱╱╱╱╱╱╱╱╱╱╱╱╱╱╱╱╱

╱╱╱╱╱╱╱╱╱╱╱╱ 當人心對立，民粹崛起，假新聞紛至，大型社會衝突不斷 「三大謬誤」取代了理性思維，「安全至上主義」成為校園的最高指導原則 與此同時，全國性的青少年情緒疾患比例不斷創下新高 新世代人類該如何重新打造強壯的心理素質？ ╱╱╱╱╱╱╱╱╱╱╱╱╱╱╱╱╱╱╱╱╱╱╱╱╱╱╱╱╱╱ 2017年，柏克萊大學校園爆發左派學生對右派講者的演講抗議，1500名示威者湧入，引發流血暴動；同年的夏綠蒂鎮事件裡，一名年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開車衝進左翼團體、少數族裔人士串連的遊行群眾中，當場輾斃一名示威者，十九人受傷。 早在數十年前，三大謬誤便已為龐大的玻璃心世代埋下種子，逐漸在美國人的日常

與教養經驗裡生根。如今，它們更激化了社群中的批鬥與獵巫文化，使公共事務討論難以進行，在川普當選後，這樣的現象愈發嚴重，仇恨言論四起，連帶加劇校園衝突。 本書乃美國最具權威性的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偕同憲法第一修正案專家葛瑞格‧路加諾夫振聾發聵之作，他們指出，安全至上與過度保護主義正侵蝕美國高等教育以及它們最珍貴的民主，腐蝕言論自由的根基，甚至催化了極端民粹。對此，兩位作者從自身專業領域出發，包括道德心理學、認知行為療法（CBT）與言論自由等相關學說，探究了自2013年以來，美國的多起重大校園事件與高社經地位父母教養方式改變、社群媒體崛起、川普上任等變化之間的交互關係，抽絲剝繭地檢視了近年

來新世代人類心理以及國家未來面貌的走向，並提出珍貴的建言。 【本書架構】 在第一部分，作者詳細闡述了自2013年起席捲大學校園的「安全」文化，並說明如何學習辨識三大謬誤。除此之外，這部分也介紹了認知行為療法（CBT）的關鍵概念，指出CBT模式如何改善批判思考技巧、抵銷重大謬誤的不良心理後果。 第二部分是三大謬誤造成的不良實例，並從社會學角度討論獵巫和校園暴力。作者解釋，由於大學的核心使命是教育和研究，若因立場相左而拒絕溝通討論，將導致大學功能失靈。本部分亦檢視了美國大學中逐漸增加的罷邀講者、嗆聲文化，探討新流行的「言論即暴力」觀念，並解釋這種觀念為何有害學生心理健康。 在第三部分，兩位

作者剖析了從2013到2017年的大學變化成因，並以六條線索循序漸進： （1）美國政治趨向兩極化，黨派對立上升；（2）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增加，學生因此更自認需要獲得保護，更容易接受三大謬誤；（3）家長教養方式改變。雖然童年時期早已變得更為安全，但犯罪事件的比例卻被媒體放大，加劇家長與孩童的恐懼；（4）基於上述恐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缺乏自由遊戲和不受監管地冒險的機會，但若要長成懂得自我管理的成人，兒童必須具備這兩種經驗；（5）校園行政管理組織擴大，保護學生的任務無限上綱；（6）人民追求正義的熱情日益高漲，但對正義的定義與看法卻與以往有所不同，甚至不惜訴諸暴力。 在第四部分，作者對

家長和老師提出建議，希望他們能依此教育出更有智慧、更堅強也更獨立的新世代。同時，他們也對大學教授、學校管理階層和大學生提出忠告，建議他們將其運用到生活之中。 ＝本書特色= 繼《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之後，美國最受歡迎的社會心理學家兼公共知識分子 強納森‧海德特全新力作 ＝各界重磅推薦＝ 「沒有人無所不知或不會犯錯，所以願意評估新觀念對了解世界很重要。然而，雖然大學應該是開放辯論的論壇，它們卻漸漸有了教條主義和不寬容的風評。路加諾夫和海德特都是傑出的言論自由擁護者，對於大學出了什麼問題，還有我們該如何讓大學維持最高理想，他們提出了深刻的分析。」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

，哈佛大學教授，《再啟蒙的年代》、《語言本能》作者 「不容忍不同觀點的現象增加，不僅是大學校園浮現的挑戰，也是我國政治論述面臨的考驗。民主制度要求我們了解現況如何、原因何在——這樣才能找出解決方案，並採取行動。讀《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是很好的起點。」 ——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彭博有限企業及彭博慈善基金會創辦人，紐約市第一〇八屆市長 「人在社會裡的行為不能免於理性科學分析的力量。請以本書為鏡，正視美國逐漸軟弱的事實，並思考我們能做些什麼。」 ——奈爾・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海頓天象館（Hayden Planetari

um）館長，《宇宙必修課：給大忙人的天文物理學入門攻略》作者 「路加諾夫和海德特解釋了『直昇機家長』現象及其危險——過度保護如何放大孩子的恐懼，讓他們更不容易成為能管理自己生活的成人。為了成長茁壯，孩子必須接受考驗、承受壓力——包括面對不同觀點的挑戰。」 ——蘇珊・麥可丹尼爾（Susan McDaniel），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教授，美國心理學會前任會長 「如果要讓不同背景的年輕人成為真理的追求者、民主的維護者，我們這個國家該怎麼做比較好？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裡，路加諾夫和海德特嚴格分析這項由來已久的挑戰，檢討這個問題在今日的樣貌，並

為如何應對開出縝密的處方。本書作者正確指出推動進步必備的德行和實踐智慧，本書也體現了這些德行和智慧。路加諾夫和海德特不僅以身作則，也提出金玉良言，教育了孩子，也教育了我們。」 ——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美國當代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民主很重要》（Democracy Matters）作者；以及羅伯・P・喬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有《良知及其敵人》（Conscience and Its Enemies）作者  

民主與自治的局限

為了解決同志標語英文的問題，作者阿當．普熱沃斯基 這樣論述：

民主制度雖不完美，但卻優於其他， 唯有認清和理解民主，才能做出明智的政治決斷。 　　反思民主的真義 　　民主是歷史上最悠久的政治制度之一。在芸芸眾多政治制度當中，民主亦是最受世人重視的選項。世人對民主作為制度，耳熟能詳。但究竟民主的本質是甚麼、局限在哪，相信很少人能說得出箇中原委。 　　本書作者是政治學權威，在大學任教多年，對民主這個課題覃思精研。作者集思廣益，從正反兩方面探討民主的真諦，而在局限方面，着墨尤多。作者對民主抱持正面態度，他想在書中闡釋的是，我們在討論和反思民主這個課題時，應有多元思考，不應有既定立場，也不應劃地自限，在分析民主時，尤應考慮其他相關因素。 本書特色：

　　1. 從經典民主理論出發分析現代政治制度。 　　2. 本書涉及了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所有的民主政體，而並不是如同類著作一般僅局限於部分國家。 　　3. 通過分析廣泛存在的對於民主制度不滿的原因來探討民主理論的核心議題。 　　4. 對民主概念有嶄新的分析。   作者簡介 阿當．普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世界著名政治學家、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比較政治學研究領域重量級學者。曾任芝加哥大學Martin A. Ryerson傑出貢獻教授，現為紐約大學Carroll and Milton政治學與經濟學講座教授。 　　他在比較政治學、民主

轉型與經濟發展、代議制理論等研究領域成就斐然，並獲得2010年度的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該獎被譽為“政治學的諾貝爾獎”。阿當．普熱沃斯基著有十多本專著和數十篇學術論文，已有多部著作被譯為多國文字。 譯者簡介 郭芬 　　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英文系學士畢業、中山大學政務學院碩士及博士畢業，專業方向是公共行政，並曾修讀政治學相關專業。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法學博士。   中文版前言   vii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原文）   xi  

前言   xv   第一章 導言   1 1.1 引言   1 1.2 民主與“民主”   4 1.3 理念、行動和利益   12 1.4 平等、參與、代表和自由   16   第二章 人民的自治   22 2.1 自治政府的理想   22 2.2 “人民的自治”   24 2.3 以異質性存在的自治   32 2.3.1 民主作為一種處理衝突的方法   32 2.3.2 自治與輪流執政   38 2.4 次優的自治   41 2.4.1 兩個定理   43 2.4.2 一個警告   51 2.4.3 超越社會選擇理論   56   第三章 代議制簡史   58 3.1 從代議制到民主  

58 3.2 代議制的興起   61 3.3 選舉權   63 3.4 選舉性參與   69 3.5 立法—行政關係   77   第四章 平等   85 4.1 引言   85 4.2 譜系：貴族與民主   87 4.3 民主與平等   91 4.4 選舉權限制是否侵犯民主意識形態？   96 4.5 民主與財產   103 4.6 民主與收入分配   109 4.7 終結循環   120   第五章 選擇和參與   129 5.1 引言   129 5.2 選舉中的選擇   132 5.3 民主和參與   143 5.4 選舉週期間的人民角色   146 5.5 投票、選舉與國內和平  

154 5.5.1 投票和選舉   155 5.5.2 選舉與國內和平   161   第六章 機構   165 6.1 引言   165 6.2 政府結構   167 6.2.1 待解決的問題   167 6.2.2 功能與權力   169 6.2.3 權力平衡   173 6.2.4 分裂政府意味着有限政府？   180 6.3 維護現狀   183 6.3.1 中立性與超多數   183 6.3.2 兩院制與超多數規則   184 6.3.3 若干事實   188 6.3.4 民主與多數規則   190 6.4 公民與政府   192   第七章 自由   197 7.1 引言   19

7 7.2 無權的賦權   199 7.3 “自由就是一切”   203 7.4 作為列舉權利的自由   210   第八章 民主：我們時代的自治實施機制   213   參考書目   227 中文版前言1 　　民主制度，既有長處，也有局限。本書就是關於民主制度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因為只有認清和理解民主的這兩個方面，人們才能作出明智的政治決斷。評論不同的政治安排（在此界定為不同的政權），不能從其自圓其說的理念出發，而必須從這些政權在真實世界中的實際運作狀況出發，從它們的真實存在狀況出發。支撐建立現代代議制的理念，曾經是“人民自治”：“人民”作為一個整體（Singular），應該是該制度下所

有法律的唯一根據。但是，就其最初的界定而言，人民自治這一理念，邏輯上既不嚴謹，實踐上也不可行。首先，當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的時候並不能實施統治，我們必須委派他人去立法和施政，必須由他人來進行統治。第二，上述理念假設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偏好，都嚮往同樣的法律秩序。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卻是無處不在的圍繞着觀念、利益或規範的衝突。面對這些衝突，這一假設難以成立。 　　因此，哪怕是最佳形態的民主制度，也都成了最初的民主理念的不完美實現：在這一制度下，人民由他人統治，而集體性衝突則根據某種規則和程式（主要是選舉）加以處理。民主制度最多只能實現這樣一種機制，即：從來不能自治的民眾，可以選舉產生統治他們的人，如果他

們願意的話，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選舉產生不同的統治者。就我們今天所了解的民主制度而言，它其實只是這樣一種機制。 　　環顧世界，你會發現特定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發揮着作用，也暴露出各自的缺陷。雖然美國經常把自己說成是民主的典範，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美國的民主制度是非常不完美的，表現為：其政治制度偏向保護現有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受財富的影響和滲透、建基於一個從社會和經濟層面而論，都是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之上。當我們將民主作為制度去評判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聚焦於美國。當然，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缺陷。所以，當我們去評判某個民主制度時，我們必須要問，該制度的哪些缺陷，是由特定具體的制度安

排所致，這些制度又在哪些具體的條件下運行？哪些缺陷是民主特有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區分哪些是民主在其最理想的狀況下固有的局限，哪些是在特定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缺陷。本書的主題，恰在於此。 　　任何民主制度都會面臨以下四個挑戰。 第一，如何減少社會和經濟領域的不平等，以及政治領域的不平等；第二，如何讓人民感到他們的政治影響是有效的；第三，如何確保讓政府做人民想讓政府做的事，而不做人民不想政府去做的事；第四，如何平衡集體福利與個人自由的界限。這四項挑戰，沒有一樣是容易解決的。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在不同的時期或多或少地應對了這些挑戰。 　　儘管民主制度在其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解決上述四大挑戰，但這很可

能是因為，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即使在其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可能解決這些挑戰。我們不應該根據抽象的理念去評判政治制度，而必須根據它們的真實潛力去判斷。民主確有局限，但別的政治安排也有局限。因此，認識這些局限就變得非常重要，即：無論在何種制度下，哪些理想可以實現，而哪些理想是不可能一併實現的。我相信，民主的優勢在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通過選舉進行集體決策，從而促使政府的決策與人們的偏好相一致這一點上，民主制度雖然不完美，但卻優於任何其他制度。第二，雖然不完美，但選舉提供了週期性的檢驗，看政府是否對民眾的利益和價值觀作出回應，即它把所有政府都說的為人民服務這一承諾，付之於週期性的檢驗。第三，在人類歷

史上，民主制度是迄今而言，唯一可以容忍人們在相對自由與和平的狀態下處理社會衝突的制度。 　　1 本文原為本書作者以英文撰寫，並由作者學生、現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何高潮教授翻譯成中文。 前言（節錄） 　　本書源於自身經歷，這些經歷或可解釋本書的寫作動機和目的。 　　由於在共產主義國家波蘭長大，我只能模糊地、好似透過窗簾一般想像民主。而最吸引我的，則是激動人心的選舉。政黨間競爭，有人贏，有人輸，即使他們之間的機會是不平等的，也沒人知道比賽將如何結束。這有點兒像我熱衷的足球，因此我用看外國足球賽比分的方式，看待外國選舉的競爭結果。而且為了加大我的情感賭注，我在這兩項競賽中都有了至

愛之隊：瑞典社會民主黨和阿仙奴。 　　我第一次體驗到民主是1961年至1963年在美國期間。雖然作為研究生的我，被迫讀的第一本教科書，一翻開是這樣寫的：“美國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管治體系”，但是我的經歷卻不那麼激勵人心。由於當時的美國還在從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中恢復，這個國家並不像自我描述的那樣，是自由的堡壘。我甚至親身經歷過這樣一件事：由於一家戲院不願放映尺度大膽的外國電影，一羣研究生計劃在戲院外示威。為組織示威隊伍，我們成立了一個名叫“自由行動學生聯會”的政治團體。很快，聯會會長就收到了當地警察局長的電話。局長半夜在地下車庫見了他，告訴他尚有幾張未交的違規泊車的告票，他很可能因此被逮捕。自由行動

就這樣結束了。比這種波蘭式的警察壓迫更令我困惑的是，審查和壓迫能得到美國民主下的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這種情況在波蘭都不會存在：雖然共產主義領導往往正經過度，但是他們僅僅卡住電影的年齡限制，不會多做甚麼。雖然警察無處不在，但無人不認為他們是一羣暴徒。因此，我那時沒有跟着研究生院要求的課程學習，而是把時間花在如飢似渴地閱讀托克維爾如何警告多數人的暴政，以及納粹主義下德國難民對他們見到的“集權民主”如何反應上。我幾乎被研究院勒令退學，因為我的一些老師認為我讀的書不是“政治科學”。但由於還有些老師為我辯護，最後我還是畢業了。後來，就帶着對這樣的民主印象回到了波蘭。 　　然而，這一經歷還不能完全說服我，

因為我仍然認為通過選舉挑選領導人是個好主意，而且在我的祖國，選舉一定真的會讓事情變得更好。在共產主義領導層裏一定也有人和我想法一樣，因為1965年波蘭共產黨突然宣佈在村一級選舉中，賦予人民一些發言權。由於共產主義者熱衷於保持記錄，所以這些選舉的詳細結果是可以查到的。我和我的一個同事便一起對結果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那些新當選的人，從任何可觀察到的特徵看，包括黨員身份在內，與那些被淘汰的人無甚不同。於是，我們就說：“瞧，人民被允許挑選他們喜歡的代表，打發走不受歡迎的，接下來就甚麼事都沒有了。一點兒都沒傷害到共產主義或者共產黨。”文章發表在波蘭聯合工人（共產主義者）黨的理論喉舌《新路》上。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和波蘭科學院的領導一起被掌管黨意識形態的領導召去他的總部（現在已經是股票交易所）。他一定是看穿了我們的意圖，因為他憤怒地稱我們是“標新立異者、修正主義者、盧森堡主義者”，我記不得他還叫我們甚麼。他還說：“等着瞧，你們會看到的！”這句話當然不是預言我們的視力。最後的制裁是限制我出國旅行。但由於波蘭的鎮壓系統不是很有效──簡直沒有效，所以如果你認識一個有關係的人，你可以躲過大部分政治制裁。禁令只維持了大約一年。1 　　當我1967年回到美國時，美國已經變了一個樣。去電影院示威的建議過去一定會被人怒斥為“標新立異者”，但那時整個國家卻散發着革命的熱情：革命關乎文化和個人，而不只是政治上的。那

是歷史上人們少有感到自由的時刻，或許其中的原因如卡勒雷的《德國小鎮》中的角色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你為自由奮鬥時，自由才是真實的。”批判制度的標語中有一條是這麼寫的：“權力歸於人民”。我對此心生好奇，因為之前我被教導的是，人民的權力正是制度：這是“民主”的含義。很顯然，選舉權不是這個標語所指的權力。選舉無關乎任何事：民主黨和共和黨，有甚麼區別？掌控自己生活的自由並非出自選舉的權力。我強烈贊同這一對自由的追求。我也很認同選舉沒有真正提供選擇的看法，以及認同Bobbio（1989:157）後來提出的：“如今要判斷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有一問題必須要問：不是‘誰投票’，而是‘在甚麼問題上人們可以投票’。

” 　　我看出了這兩種制度的區別，用Bobbio的話來說，就是“精英們自己提名自己，和精英們讓人民接受自己”的制度，但是在被精英統治的體制裏，人們沒有權力。這就是我們所認為的。 　　權力也的確曾在一個國家落入過人民之手，那就是1970年我所到過的智利。那裏的人民大聲歌頌“El pueblo unido jumas sera vencido”（團結起來的人民永不敗）。然而，要麼是這個具有誘惑性的概括不成立，要麼是人們沒有團結起來，阿連德總統作為一個意見分歧、爭吵不斷的聯盟候選人以稍微多數當選了。被自詡為中間派的基督教民主黨背後捅了一刀，阿連德很快就失去了對聯盟的控制──這個聯盟中的部分人對社

會主義革命的理解是有錯覺的。基辛格聲稱：“阿連德當選得歸咎於智利人民不負責任。”──這就是他對民主的理解──而美國人決定以武力重建責任。1973年9月11日，當武力不受控時，表現極為兇殘。 　　智利的慘敗改變了左翼。直到1973年，左翼中的許多人在對規範的目標，和對民主的尊重這兩樣東西的追求上，還是模棱兩可的。順便提一句，我認為阿連德本人是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他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願景是漸進式的。只是漸進的步伐多大才會被大眾接受，要在民意調查中才能知道。阿連德做好了他的社會主義改革在選舉中受到挫敗的準備，也從未考慮過拒絕接受敗局、不放權。無論如何，智利悲劇強烈地推出了一個選擇題，使人想起其內戰時

期社會民主黨人所面對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哪個優先？對此問題，最清晰的回答來自意大利共產黨內的辯論，答案是民主絕對優先。這一反應可能是由智利悲劇的經驗教訓引發，即推進社會主義計劃過於激進，沒有獲得民眾的足夠支持會導致悲劇。但是，人們很快發現無條件擁抱民主的哲學和規範基礎：即當二者都缺乏的時候，民主是唯一能使人民通過它行使自己權力的機制，是政治自由在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形式。 　　這些反思發生在暴行橫行的世界。殘暴的軍政府統治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希臘和烏拉圭；獨裁政權還殺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人民。共產主義者先下手為強，以引發人民恐懼來維護他們的高壓統治。那時不是對民主進行評判式反思的時機，因為民主是

丟失的、不存在的。所以當一羣學者（其中很多人是他們國家的民運人士），為分析以及策劃如何停止暴行而於1979年在華盛頓集會時，我們用“轉型於”的字眼來思考。也就是說，從獨裁主義轉變，但卻未轉向任何事物。民主的內容只是和我們所不喜歡的獨裁相關。因此，我們研究向民主轉型時並未問關於民主的問題。我們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Shapiro（1999: 2）評論說：“杜威對舊式民主革命的評論也同樣適用於我們：‘與實現一個抽象的民主理想相比，他們把目標更多地放在糾正早前政治制度所導致的罪惡上。’” 　　民主不斷的到來，也無可避免地帶來失望。事實上，O’Donnell（1993）給民主之“草”着的色，從綠色一

路變為棕色：民主與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特殊性執法、謊言和混淆、技術官僚的政策模式，甚至與大量的肆意暴力相互相容。民主政治下的日常生活並不是一個可以激發出人們敬畏的景象：胸無大志地無休止爭吵，為隱藏真相和誤導人民而精心修辭，權力和金錢之間的可疑關聯，連表面上都不顧及正義的法律，以及強化特權的政策。難怪，在社會經歷了解放、制度轉型和鞏固之後，我們發現仍然有一樣東西需要改進：民主。 　　新的流行語變成了“民主的品質”。也應該這樣變。如果“民主的品質”是我們所關心的，當我回頭看，我不禁想，這個世界已經變得好多了。只有現在，世人才得以用批判的眼光審視民主。人們現在正用挑剔的眼光審視着民主。更何況，

民主是在完全不同的異國條件下出現的，人們對制度設計的底氣也因之有所不足。甚至是，最小研究領域的所有學者們—美國研究學者──冒險進入美國國會以外的世界，只會發現那個世界的制度是多麼地獨特。雖然最初的超越環境局限的努力是非常幼稚的，甚至一些努力──“模仿美國的制度”──愚蠢而傲慢，但很快很明顯的是，民主能以各種形式，不同程度地到來。如果我們要理解民主，我們必須要能夠考慮到智利、波蘭，同時也要考慮美國。 　　我所害怕的是，對民主的幻滅，來得如同對民主的希望一樣天真。我不怕批判民主會使民主更加脆弱，我深信在當今所有享有民主的國家中，民主都繼續得以存在。儘管如此，對民主的不合理預期滿足了民粹主義者的訴

求（見O’Donnell 1985年對阿根廷的精彩分析），導致我們無視民主的一些可行性改革。對民主品質的思考，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當然，品質高不是指和美國的相似。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政體”──這是所有評級機構得出的結論。比如，根據自由之家的說法，美國公民是自由的。他們自由選舉，在公共場合自由表達意見，自由組織協會和政黨──只是即使在總統選舉中都有近乎一半人不去投票；公開演講不是免費的，而是由私人利益團體贊助的；沒有人組建政黨。美國公民自由嗎？套用羅莎‧盧森堡的話：人們是真的自由，還是只有行動的自由？雖然深入這個話題使我們遠離思考的主題，但有一點我想強調：雖然民主是由實證權利組成的體系，但它不會

自動生成行使這些權利的必要條件（Holmes 和Sunstein）。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所說：“沒有像樣的工資和普遍的閱讀，掌握民意的政府是不可能出現的。”儘管如此，民主本身並不會保證工資變得像樣，閱讀變得普遍。19世紀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限制那些具備條件的人使用公民權。今天，公民權名義上是普遍的，但許多人並不具備行使它的必要條件。這樣，我們或許看到了一個新的怪物：沒有有效公民權的民主。 　　1 回想起來，我對以下兩件事感到疑惑：文中提到的那位同志為何一開始允許文章出版──由於職權關係，他理所當然地是雜誌的編輯；以及我的旅行禁令為何較容易地解除了。這一切或許已經安排好了；或許他希望文章內

容能夠公開，但又不想和這件事有牽連，才佯裝譴責。 第一章 導言1.1 引言我們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代議制，由一個革命性的觀念演進而來，這一觀念撼動了18 世紀下半葉整個世界。這一觀念就是︰人民應該自己管理自己。只有當地位平等的市民能決定管理他們的法律，他們才是自由的。而且，正如許多人所說，自由是政治的終極價值，是“所有的意義所在”。然而，如果我們以自治的理想、平等和自由來評判當代民主，我們會發現民主並非人們夢想的那樣。民主本可以像人們夢想中的那樣嗎？如果可以，我們可以更好地實現這些理想嗎？這些問題促成我構思以下內容。我們總是將創立者的理想，混同為對真實存在的制度的描述。這一模糊的觀念損害了我們對

民主的理解和評價。這在政治上是有害無益的，因為它自然而然地助長了非理性的希望，包括很多不現實的計劃，使我們無視具可行性的改革。因此，我的目的是去神秘化──從民主本源的角度入手，將我們對真正民主的理解從過去錯誤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民主”在其不停變化的涵義下，經常遭遇四種挑戰，這些挑戰助長了今天廣泛、強烈的不滿。它們是（1）不能夠帶來社會經濟領域的平等；（2）不能夠令人們感到他們的政治參與是有效的；（3）不能夠確保政府做他們應該做的、不做他們未被授權做的；（4）不能夠平衡秩序與不干涉之間的關係。同時，民主又不停地燃點我們的希望。我們不停地被承諾引誘着，渴望把賭注押在選舉之上。一場品質平平的觀眾性運

動仍然令人感到刺激和着迷。並且，它還被珍視，被捍衛，被慶祝。的確，那些對民主的功能更多是不滿意的人，不太可能認為民主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好的制度。儘管如此，更多的人則是希望民主制度可以得到改進：其中所有具價值的制度都被保留，不好的功能都被消除。這個希望是否合理還有待審查。這樣，民主最大的問題是，它的哪些“無效性”並非必然，而只在特定條件和制度安排中才出現，因此是可以補救的；哪些是結構性的，內在於任何代議制當中。我最為關心的是限度：民主可以多大程度上促進經濟和社會平等？它令各類活動參與達到何種有效程度？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政府能夠以市民福祉為依歸行動，以及讓市民控制政府？它能多麼有效地保護每個人既不

受他人也不受政府的侵害？我們應該從民主中期望些甚麼？哪些夢想是現實的，哪些又是不切實際的？

愛、感染與酷兒式死亡：重讀華語語境下與田啟元《白水》中的「愛滋」

為了解決同志標語英文的問題，作者陳詩歡 這樣論述：

本研究希望從一個與以往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愛滋」（英文縮寫為AIDS, 台灣全稱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並關注愛滋在華語語境中的獨特隱喻。首先，通過把關注點從英文的「AIDS」轉移到「愛死」和「愛滋」這兩個中文翻譯上，本研究把「愛滋」放在一個更廣闊的、關於「愛」尤其是「同性愛」的翻譯和現代化進程中，並將愛滋時期視為華語世界自五四以來第二個重要的與「同性愛」相逢的時刻。隨著「愛死/滋」一詞的翻譯，以及當中對「同性愛」的影射，「同性愛」在台灣再次成為一種現代現象，引發大量關注、討論和探究。我將分析這一時期媒體以及權力機關等公共領域對「同性愛」的研究和治理中出現的新特徵。除此之外，透過研究各種話

語論述、文化現象以及文學作品，我發現華人社會中深植著一種與「愛」(滋)有關的獨特文化隱喻：正如從一開始將「AIDS」翻譯成「愛死」和「愛滋」已經揭示了，對華人社會而言，「愛滋」不僅意味著愛滋病毒的感染，「愛死」也不僅意味著同性戀者的生理死亡，而是在文化象徵層面上代表了變態同性「愛」的「感染」所導致的家族血脈的污染以及儒家文化下父系家族制的「死亡」。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將以台灣劇作家和導演田啟元於1993年創作的戲劇《白水》為例，探討田啟元作品中所體現的此一華語語境中的愛滋隱喻。田啟元作品中的「愛滋」（「愛」的「蔓延感染」）寓言事實上也為我們帶來一種酷兒式思考：我們可以將「愛滋」原本所連帶的負面意涵

轉化為一種「變態之愛」的「感染」政治，去擾亂顛覆華人社會的父系-父權制度。本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的對話對象是我們所身處的「後愛滋」現狀。在這個「後愛滋」時代，台灣主流LGBT運動的政治議程重心轉向了同性婚姻。然而，本研究認為，近年來（自由主義的）同婚運動所宣揚的「同性愛」，事實上迎合了主流關於「愛」的保守價值，也無意識中強化了異性戀父權婚家制度。本研究透過重讀田啟元於上世紀80、90年代創作的《白水》以及其他與「愛滋」相關的作品，將進一步討論田啟元對「（同性）愛」的酷兒式理解可以如何幫助我們從反父系制度的角度重新思考同性愛和同性婚姻在當代華人社會中的基進性。為了更好地闡明田啟元的觀點之於當代的意義

，本研究最後亦簡略著眼於當下我們所身處的COVID-19情境，我會討論田啟元從「愛滋」發展出來的關於愛和病毒的獨特想法以及「感染」政治，可以如何持續回應和挑戰從愛滋到COVID-19病毒大流行華人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家族血脈污染」的父權文化隱喻。